题记：以墨为伴、以梅自居的王冕是元代墨梅画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直接继承墨梅传统并有所创新，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墨梅艺术。本文试图从墨色的角度出发挖掘王冕墨梅艺术中的墨色意象。

王冕画梅来源于他的生活、交游、诗文，而用墨画梅的缘由也大致与之相关，王冕的艺术思想、价值观、人文观都在墨梅中得到体现。意象的定义是创作主体对客观物象进行主观的处理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墨色是王冕墨梅不变的艺术语言。

从自然界中的梅花到中国文化中的梅花，再到绘画中的梅花，历经岁月沧桑，人们对梅花的态度也不断发生着转变。梅已不再只是冬日里一道转眼即逝的明媚风景，而且变成了文人画家雅趣模式的梅花美学—墨梅。墨与梅的结合始于墨梅流派。“墨梅始自华光。”（元·吴太素《松斋梅谱》卷1，第44页）墨梅开始于华光，华光即仲仁。“仲仁师起于衡之花光山，怒而扫去之，以浓墨点滴成墨花，加以枝柯，俨如疏影横斜于明月之下。摩围老人大加赏识，既已拔梅于泥涂之辱。”（明·宋濂《题徐原甫墨梅》，《宋文宪公全集》卷3，第77页）。

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史中，仲仁是公认的墨梅奠基者。后有扬无咎、徐禹功、吴太素等画家也为王冕提供了典范。不可否认，王冕用墨去画梅花会受到前人的影响，但取墨也是他色彩主观性加强的结果。客观上来说，我们常见的梅花都是红色或白色的，当然，王冕用墨画了许多的“白梅”。

在我国的民间美术中，艺术家们常会把某些人物的脸画成黑色或大红色的来表达自己以及人们对这些正义无私的人的崇敬之情，在过节时往往把一些动物画成大红色来表示喜庆。这说明与真实的色彩发生偏离，具有夸张、变异的主观色彩是能够被人们接受与喜爱的。

主观上，王冕的墨梅很显然是生活中不能见到的，脱离了梅花真实、亮丽的色彩，带有强烈主观性的“墨”色梅花含有真挚而丰富的情感，形成了王冕墨梅独特的艺术魅力。王冕在他的墨梅诗中借物抒怀，歌颂墨梅的高风亮节。他题写诗句：“吾家洗研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他借用王羲之效仿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故事，墨水染黑了洗砚台的池水，于是他画的梅花受到了墨色池水的滋养，在开花时也变成了淡淡的墨色。

他又写道：“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没有了红或白的色彩，淡墨色的梅花变得极为清淡朴实，恬静优雅。王冕画梅花并不是想用艳俗的色彩去吸引世人的目光，来获得虚伪的赞词，而是要摒弃外在，由内而外、自由地散发清香以至充满人间。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王冕在这里对事物或者说对梅花的“外”与“内”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他选择了“内”，即梅花的芳香。王冕选择用墨色去画梅花，不是为了证明梅花的颜色是有多么好看，而是他觉得比起过目即忘的外表更重要的是梅花内在沁人心脾的香味，凸显的是梅花另一种更高贵的气质。

元朝统治者轻视汉族文化，汉人地位极低，科举也是废立无常，对人民压迫十分严酷。《伤亭户》：“……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夜永声语冷，幽咽向古木。天明风启门，僵尸挂荒屋。”（张堃选注《王冕诗选》，第10页）王冕记述了一个“亭户”在官吏压榨下被迫自缢而亡，惨绝人寰。《冀州道中》《江南妇》《陌上桑》《悲苦行》等诗都描绘了元朝统治下社会人民的疾苦，在王冕的眼里，元朝的社会现实是这般残酷无情。

王冕出身贫苦，却幼而聪颖，从小好学。他在《自感》中写道：……“长大怀刚肠，明学循良图。硕画绝自必，不以迂腐拘。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张堃选注《王冕诗选》，第25页）王冕遵从着前贤修身治国的美好愿望，从小在政治上就树立理想，有宏大的计划想步入仕途，立志成为使国君像唐尧、虞舜一样治国爱民的有用人才。

王冕屡次参加科举却一直没有考中，在极度不公的社会制度、科举制度下，想要以此步入仕途几乎是毫无可能。这使得许多汉族读书人变得极度消沉，多有逃避的心理，于是作诗、绘画便成了生不遇时的读书人用来寄托和明志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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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冕而言，正是“墨与梅”“墨与画”“墨与他人物形象”的有力结合，赋予了他墨梅艺术强大的感染力。墨色的梅并无亮丽的色彩，却有浓烈的芳香；墨色的画清淡而高雅，既有饱含王冕内心真挚情感的墨色线条，又有道不尽王冕肺腑的墨梅诗歌；对于在仕途上受挫、在元朝社会里备受煎熬的王冕来说，生活已无斑斓的色彩。他的心宛如墨色，墨色是他对现实生活苦难的逃避，更是内心深处对艺术毫无杂念、纯粹的态度；而墨也是我们走进王冕内心和了解墨梅艺术的一座桥梁。墨与“梅”“画”“人”融为一体的墨色意象体现出了王冕墨梅独特的艺术思想，对后世画家的影响深远而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