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怿传文言文翻译（桑怿传翻译及阅读答案）-美文社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祖籍庐陵（今江西吉安）。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六月二十一日，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其父欧阳观任绵州军事推官。

四岁时，父亲在泰州（今江苏泰州）军事判官任上去世，家贫无依，迁往随州（今湖北随州），投靠任随州推官的叔父欧阳晔。欧阳修在母亲郑氏的教育下，以芦秆画地学字，刻苦攻读，学业进步很快。

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出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开始提倡和写作古文。

景祐元年（1034）升任馆阁校勘，参与修《崇文总目》。当时，宰相吕夷简因循守旧，范仲淹主张革新内政，两者斗争极为尖锐，欧阳修坚决站在范仲淹一边。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被贬谪，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为范辩护，触怒保守派，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又调任光化军乾德（治今湖北老河口）县令，迁武成（今河南滑县）军节度判官。

康定元年（1040），召还京城，复职为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

庆历二年（1042）请求外调，任滑州（今河南滑县）通判。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希望改革内政，以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范仲淹上疏提出十项改革措施，仁宗颁行全国，史称“庆历新政”。仁宗为了广开言路，扩大谏院权力，任命欧阳修、蔡襄、余靖等人为谏官。保守派诋毁范仲淹等革新人士为“朋党”，欧阳修作《朋党论》加以批驳。当时仁宗很信任欧阳修，对侍臣说：“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拜为知制诰（代皇帝拟写文稿），派他视察河东前线，又将他升任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

庆历五年（1045），新政失败，杜衍、富弼、范仲淹、韩琦被罢职外调，欧阳修作《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指出：“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邪党更加痛恨欧阳修，借欧阳修甥女张氏犯法，将欧阳修牵连下狱。后来虽查明诬罔，他还是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知州，此时，他自号“醉翁”，后又调任扬州（今江苏扬州）、颍州（治今安徽阜阳）、南京（今河南商丘）等地。

直到至和元年（1054），才调回京城，任翰林学士，与宋祁等共修《新唐书》。

嘉祐元年（1056）奉使契丹，契丹皇帝命贵臣四人给他押宴，说：“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次年，他主持礼部贡举，痛抑时文的险怪风气，提倡平实的文风，后来升任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神宗即位后，欧阳修受到诬告，出任亳州（治今安徽亳州）知州、青州（今山东青州）知州、蔡州（今河南汝南）知州。

熙宁三年（1070），任蔡州知州，更号“六一居士”，次年告老退休。

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熙宁七年（1074）谥为“文忠”。

欧阳修像

欧阳修是一个在政治上、学术上、文学创作上都有建树的历史人物。

欧阳修一生关心国计民生。他说：“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容斋随笔》卷四）

他历任地方官，办事很认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宋史》本传）。

他积极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主张整顿吏治，精简“年老、病患、赃污、不材四色之人”（《再论按察官吏状》）。

他的政论《本论》《原弊》《准诏言事上书》，以及《奏议集》（一百六十三篇）、《河东奏草》（三十七篇）、《河北奏草》（四十二篇）等，都比较深刻而全面地分析了宋王朝的各种积弊。这些积弊有：土地兼并、农民破产、机构臃肿、因循守旧、人才缺乏、兵骄将怯、武备废弛、苟安求和。

他还身体力行，在庆历二年（1042）任滑州通判时，即已推行“千步方田法”，实行均税（见《论方田均税札子》），比王安石变法要早二三十年；嘉祐二年（1057）主持贡举时，又带头改革考试制度，起用了一批有用之才，使文风发生了重大变化；晚年，虽与王安石有不同政见，但所提的是具体意见（反对“青苗法”的“秋科”），并非从根本上反对变法革新。王安石本人也对欧阳修作了盖棺论定：“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祭欧阳文忠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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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欧阳修集》，岳麓书社出版

欧阳修是宋代学术思想上首开风气的重要人物之一，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很有成就。

在经学上，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天圣元年（1023），他年仅十七岁，在随州应试时就写下了“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的名句来概括《左传》中的神秘色彩，并对它加以批驳。后来，他写了一组叫“经旨”的文章，对儒家的各部经书都敢于提出新的解释和怀疑，突破汉儒家法，表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在史学上，他个人写了《新五代史》，又主编了《新唐书》。我国古代“二十四史”，他一人占了两部，从数量上看也是一个巨大成就。在这两部史书中，他强调人事，反对迷信鬼神；强调善善恶恶，主张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这都是应予肯定的。当然，他过于强调所谓“春秋笔法”，甚至用史实迁就议论，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非议。

在金石学上，他搜集历代青铜器与石碑上的文献，编为《集古录》，并写了四百多则跋。这本书不仅开宋代金石研究的先河，而且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研究金石的著作。

欧阳修是宋朝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经历了三大转折而臻于完善：先秦散文→魏晋骈文→唐宋散文。先秦散文以内容充实、见解卓绝见长，质胜于文；六朝骈文讲究音韵铿锵，充分发挥汉语语言的美学特色，但是内容被形式所束缚；唐宋古文取两者之长，内容广博，气韵生动，文质兼美。

在这一辩证的发展过程中，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苏东坡因此一方面肯定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另一方面又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居士集·序》），将韩欧两人相提并论。韩愈提倡古文，有首创之功。但是，直到北宋初年，骈文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唐代的陆贽、李商隐都是骈文大家，宋初盛极一时的“西昆体”也是骈文。五代宋初，古文衰微到了销声匿迹的程度。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穆修刻印了几百部《柳宗元文集》在京城出售，整整一年多还没有卖到一百缗铜钱；欧阳修少年时代，从喜欢藏书的大户人家的破竹筐中，才发现了一部残缺不全的《韩愈文集》。这种局面，直到欧阳修等再次掀起古文运动，才有根本改观。在这一方面，欧阳修主要有三大贡献：一是鼓吹提倡，二是培养人才，三是创作实践。

韩愈像

在天圣、明道年间，欧阳修举进士后便跟尹师鲁等人反对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华靡不实的“西昆体”，提倡古文，“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记旧本韩文后》）。古文兴起以后，又出现了一股追求奇险的逆流，那便是所谓“太学体”。于是，欧阳修提倡平实，反对险怪。《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嘉祐二年（1057）主持贡举，对“太学体”进行了一次歼灭性的打击。欧阳修倡导古文时，对待骈文和古文都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欧阳修对古文作者也不一味推崇，盲目模仿。他批评了被韩愈称赞而文章艰涩的樊宗师，打击了奇险的“太学体”，并通过曾巩告诫王安石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这都是他比韩愈高明的地方。

欧阳修在散文创作理论方面也比韩愈前进了一步，提法上更加全面。他除了强调“道”的作用，“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还强调现实生活对文的作用，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的写作态度。他同时重视“文”，提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并主张发扬不同的写作风格，“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他特别提倡平易自然的风格，“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与张秀才第二书》）。欧阳修的这种理论和态度，推动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文学创作更需要有一大批才智之士。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超过唐代古文运动，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在于有一大批比较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人们所称道的“八大家”，在唐代只有韩愈、柳宗元两家，而在宋代则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等六家。宋代六家，除欧阳修自己外，其他五家都受到他的教育指导、培养提拔。《宋史》本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诚斋诗话》还记载说：“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指《刑赏忠厚之至论》）惊喜，……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欧阳修还用自己的丰富创作成果为古文运动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总之，欧阳修以后，单句散行的古文便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了文学语言的正宗，正如王若虚说：“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文辨》四）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非常全面，他是散文大家，也是诗词大家。

欧阳修和梅尧臣、苏舜卿等是宋诗早期的代表作家。他存诗八百六十多首，诗歌内容广泛，关切现实，讲究风骨，而且语言平实，矫正了“西昆体”的绮丽、晦涩和“太学体”的险怪风习。他的近体诗工整而自然，平易而疏畅；古体诗继承发展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开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一代诗风，使宋诗逐步形成了不同于唐诗的风格。

欧阳修和晏殊、范仲淹、柳永等是宋词早期的代表作家。他存词二百四十多首，内容有写景、抒情、咏史，风格多样。他青年时期的词继承晚唐五代的“词为艳科”的风习，主要写男女之爱、离愁别恨，风格缠绵沉挚，以致有人往往把他这个时期的词混入冯延巳、朱淑真的作品集中；后期的词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有所突破。欧阳修词中有不少脍炙人口而被人传诵的名句，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他还创造性地使用“联章体”，如用《采桑子》十首写颍州西湖，用两组《渔家傲》吟咏不同时令的景物民俗，开拓了宋词的体制。欧阳修词“疏隽深婉”的风格，对苏轼、秦观影响颇大。

欧阳修有赋二十三篇，风格清新自然，一唱三叹。他的《秋声赋》更是古代散文赋中历来为人传诵的名篇。

欧阳修的主要成就是在散文方面。他的散文，以多样的体裁、咏叹的风格、平易的语言、精心的修改而为人们所称道。

欧阳修在各种散文体裁的写作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吴充在《欧阳公行状》中说：“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苏轼在《居士集·序》中说得更具体：“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

他的政论文的确兼有韩愈和陆贽两人的长处，如《朋党论》《与高司谏书》一类的文章，理直气壮，颇似韩愈的风格，但娓娓而谈，曲折条畅，又有自己的特色。他的另一类论文，如《准诏言事上书》等奏议文章，能具体详尽地分析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建议，又颇似陆贽的奏议，但不用骈体。在《韩愈文集》中，这类详尽分析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文章很少。后来王安石、苏东坡的万言书，都继承和发扬了欧阳修这类文章的特点。除了《新五代史》以外，欧阳修还有写得细腻的人物传记，如《桑怿传》继承发展了《史记》的描写方法，善于用层出不穷的奇特情节来展示人物形象。这种介于传奇与正史之间的写作手法，对后代颇有影响，宋濂的价值较高的传记文如《秦士录》等就直接继承了这一写法。散文中纯粹记叙人物的文章很少。欧阳修还为友人写了大量墓志铭，既有能突出人物特点的叙事，又能与抒情水乳交融，如《黄梦升墓志铭》通过自己与黄梦升的三次交往来反映黄梦升的一生，描写了一位才能杰出却屈于下位的潦倒穷困的知识分子形象；特别是两次描写醉舞歌呼的场面，不仅使人物的外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写出了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痛。欧阳修悼念父亲而写的《泷冈阡表》，记述母亲追忆父亲生时情景的一段，细致亲切，感情深挚，在散文创作中别开生面。明代古文大家归有光的著名家庭记事文《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无疑受到过他的启发。

序跋和景物记是最能显示欧阳修散文的独特风格的作品。桐城派古文大师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极力称颂欧阳修的序跋为“序之最工者也”。明人艾南英也说：“千古文章独一史迁，史迁而后千有余年，能存史迁之神者独一欧公。”（《再与周介生论文书》）《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便是一个突出范例。这篇评论简要地概括了唐庄宗的一生，并紧扣“盛衰”两字展开论述，自然得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著名论点。在行文上极尽腾挪跌宕之能事，起承转合，结构严谨，抑扬顿挫，感慨淋漓，因而被明代文论家茅坤评为“千年绝调”。欧阳修的景物记也极有特色。刘大櫆评论他的《真州东园记》说：“柳州（柳宗元）记山水从实处写景，欧公记园亭从虚处生情；柳州山水以幽冷奇峭胜，欧公园亭以敷娱都雅胜。”又如《丰乐亭记》，全篇以“丰乐”两字作眼目，跌宕变化，抚今思昔，反复咏叹“而故老皆无在者”“而遗老尽矣”，主旨含蓄，韵味深醇。与《丰乐亭记》同时的作品《醉翁亭记》，通过精妙的剪裁，多变的句式，传神的虚字，把写景、叙事、抒情融合在一起，一唱三叹，余音缭绕，完全是一首优美深沉的散文诗。总之，中国古典散文发展到欧阳修手里，具备了浓郁的诗味；它虽然没有采取诗歌的形式，却有诗歌的境界，诗歌的气质。其特征便是客观描写中浸透着作者醇挚的感情，它以少胜多，含蓄而自然；它摇曳生姿，婉转而流畅；它言近旨远，能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这便是欧阳修散文的独特风格，也就是古文家所艳称的“六一风神”。文学史家早就指出，宋诗有散文化的倾向；但是，他们还没有指出，宋代散文有诗化的倾向。这两种现象，都始于韩愈而成于欧阳修之手，共同反映出文体相互间的深刻影响。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指出：“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涵芬楼文谈》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宋祁）与欧阳文忠并修《唐史》，往往以僻字更易旧文。文忠病之而不敢言，乃书‘宵寐匪祯，札闼洪庥’八字戏之。宋不知其戏己，因问：‘此二语出何书？当作何解？’欧言：‘此即公撰唐书法也。“宵寐匪祯”者，谓夜梦不祥也；“札闼洪庥”者，谓阖宅大吉也。’宋不觉大笑。”后来，宋祁也悔悟自己的文风，以至于“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这个故事相当典型地反映了欧阳修对文学语言的主张，即反对古奥艰涩，主张简明平易。欧文中的大多数篇章，语言都简明平易，朗朗上口，丝毫没有做作艰涩之态，它标志着古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将欧苏文与韩柳文比较，他说：“韩柳犹用奇重字，欧苏唯用平常轻虚字。”这一特点说明以欧苏为代表的宋代散文确立了自己的语言风格，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因而在文苑中能独树一帜。

欧阳修散文能取得以上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具有严肃的写作态度：虚心学习，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姚鼐早指出“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据传欧阳修在西京留守钱惟演幕下当推官时，钱惟演修建了双桂楼、临园驿，命谢绛、尹师鲁、欧阳修三人分别作记，比赛优劣。结果，谢文用了五百字，欧文用了五百多字，尹文只有三百八十余字，言简事备，典重有法。于是他虚心向尹师鲁学习，去掉“格弱字冗”的毛病，后来把旧作改得只有三百六十余字，比尹文更精粹，尹看后钦佩地说：“欧九真一日千里也!”（《宋稗类钞》卷五）

我国古代在修改文章方面故事最多的作家，大概要算欧阳修。南宋人周必大曾给欧阳修编订全集，他说：“前辈尝言，公作文，揭之壁间，朝夕改定。”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说：“欧阳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为文，自编次。今所谓《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数十过，有累日去取不能决者。一夕大寒，烛下至夜分。薛夫人从旁语曰：‘寒甚，当早睡，胡不自爱自力？此己所作，安用再三阅？宁畏先生嗔耶？’公徐笑曰：‘吾正畏先生嗔耳。’”至今仍流传着关于欧阳修构思、修改《醉翁亭记》《相州昼锦堂记》《泷冈阡表》的写作佳话。他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提倡的。

欧阳修散文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从同时代的三苏、曾巩、王安石，直到明代的宋濂、归有光、茅坤、唐顺之，清代的方苞、姚鼐，这一大批声名赫赫的古文作家，都受到了欧文的洗礼，接近欧文的风格。林纾说“惜抱（指姚鼐）慕韩而近欧”，其实岂只姚鼐如此，其他各家也大抵这样，欧阳修散文的实际影响是超过韩愈的。当然，我们不能抹杀韩愈的首创之功，因为欧阳修本人便是在韩愈的影响下而成为北宋古文运动领导者的。

此外，欧阳修的《归田录》是宋人笔记中较早而影响较大的著作；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我国第一部诗话，开创了一种特有的诗歌评论形式。

欧阳修的著作非常丰富。熙宁五年（1072），其子欧阳发等便编成了《居士集》五十卷，当时作者还在世。南宋绍熙、庆元年间（1190—1200），周必大、孙谦益等人编订《欧阳文忠公文集》（或称《欧阳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共收散文（包括书简）两千多篇，诗词一千多首。这个全集共分十类：一、《居士集》五十卷，收诗赋散文七百多篇；二、《外集》二十五卷，补收诗赋散文五百多篇；三、《易童子问》三卷，以答问式发表对《易》的见解，共三十多则；四、《外制集》三卷，五、《内制集》八卷，以上两种都是为朝廷起草的文告之类，近六百篇；六、《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共两百多篇，是上给朝廷的表奏和官府间往来的书启，语言形式是“四六文”；七、《奏议集》十八卷，共一百六十多篇，都是对朝廷各项大事所发表的具体建议，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八、《杂著述》十九卷，包括《河东奏草》《河北奏草》《崇文总目叙释》《归田录》《诗话》《长短句》等，共数百篇；九、《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十、《书简》十卷，收书信四百多封。此外，其子欧阳发在《事迹》中提到的《诗本义》十四卷，未收入全集。此外，还有《新五代史》及跟宋祁合写的《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