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唐代社会转折时期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他的前半生是在唐王朝的鼎盛阶段度过的，深受盛唐文化的熏陶，在他身上可看到盛唐士人的狂放精神和开阔胸襟；可他的后半生历经战乱、四方漂泊，对普通百姓受苦受难的生活有着极真切的现实体验。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成为由盛唐过渡到中唐的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享有“诗圣”的声誉，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在历经沧桑后，他的诗歌风格趋于沉郁顿挫。尤其是在律师上成就非凡。

杜甫字子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人，生于巩县，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初唐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传统对他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有巨大影响。

杜甫身上有较浓厚的儒家“忠君”思想，对社稷和人民的最终关切，是他“忠君”的核心内容。杜甫不仅做了动荡时代苦难人生的代言人，而且以贴近现实有血有泪的动地歌吟，呈露出仁者襟怀，由此形成的杜诗风格的大、重、拙，是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最高诗意所在。

杜甫有“三吏”、“三别”。杜诗有“诗史”性质，以诗为史，真实反映了安史之乱，多为乐府、新乐府。他把战火中的内心世界，一一展开，令人千载之下，为之动情。《羌村三首》、《哀王孙》、《哀江头》、《北征》等诗，都是这种写法。“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杜甫把律诗的题材范围扩大到几乎与古体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杜甫五律、七律兼擅。是千万七律的集大成者。是七律的第一位大家，他创作了超过前人创作数量总和的七律。《登高》是杜诗中最有名的一首七律。“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炼字句，对仗全都做到了极致。

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如《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杜甫打破固定的律诗谱式，除了“连章体”的组诗外，杜甫还就律诗的变格创为“拗体”，晚年七律拗体更多。杜甫之后诗人们大多从他身上寻找发展和突破的可能，故而杜甫之后的中国诗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杜诗接受发展史。

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顿挫。流露于笔端的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给人以波澜老成之感。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沉郁，指其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指其感情的表达波浪起伏、反复低回。杜诗的集大成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虚心学习前人的经营，不薄今人爱古人。叙事和写实，显然受到《诗经》和汉乐府的影响，其爱国忧民、坚持正义的精神，又是对屈原《离骚》的继承。杜甫能兼取众人之长。

二、作诗兼备众长，风格多样化。杜甫擅长各种诗歌体裁，并能推陈出新。他的五言古诗穷极笔力，充分扩充境界，由十韵而拓展至五十韵，又再拓展为七十韵的巨制。至于五言排律，大或千言，次犹数百，皆前所未有。他的歌行之体，句法皆以散文笔法出之，有时一韵到底，转折不衰，有的更换用韵，愈转愈精。

三、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由于注重对于诗歌语言的锤炼，他的诗歌里往往有非常美丽或精警的句子。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韩愈、孟郊、李贺则受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炼字在晚唐更发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

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的淳厚感情，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式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