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马迁在《史记》里讲了两个故事，都很有代表性，今天继续扒开聊一聊。

第一个故事来自《晋世家》，说的是晋灵公骄横淫逸，经常在天台上用弹弓射路人，路人躲避不及，晋灵公就笑得合不拢腿，和地主家的傻儿子一样。

权臣赵盾劝晋灵公做个人吧，晋灵公不听，反而请赵盾喝酒，准备让刀斧手在酒席上做掉他。幸亏赵盾遇到贵人，帮忙拦住刀斧手，跑路了。

赵盾拼命向国境线飞奔，想到国外寻求政治庇护，结果跑到半路，突然传来消息：“别跑了，晋灵公死了。”

赵盾不敢相信：“咋死的？”

信使告诉他：“你弟弟赵穿杀的。”

赵盾松了一口气，这下不用死了，回去继续做执政权臣吧。但是等他回去才发现，晋国史官董狐已经写下五个大字：“赵盾弑其君”，并且在朝堂上公布出来。

董狐的做法，相当于让赵盾社会性死亡，对于执政权臣来说，这比杀了他都难受。

赵盾不甘心受舆论制裁，便在朝堂上说：“晋灵公是赵穿杀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董狐怒了：“你是晋国正卿，只要没出国境线，永远是晋国的臣子，现在回来继续执政却不杀赵穿，岂不是和凶手穿一条裤子？”

赵盾无语，这口黑锅算是背上了。

第二个故事来自《齐太公世家》，说的是齐庄公和权臣崔杼的老婆通奸，还顺手拿了崔杼的帽子送给别人，这可缺大德了，相当于明明白白告诉别人：

“寡人能进崔杼的卧室，那是谁让我进去的，你们猜？”

崔杼不能忍，请病假不上班。

齐庄公也心大，假意上门慰问下属，实际上想和崔杼的老婆逍遥快活，简直是蹬鼻子上脸了，结果被崔杼的门客围在院里，杀了。

对于这种人只能说一个字：该。

崔杼杀了齐庄公，终于和赵盾一样，体会到什么是社会性死亡。因为齐国史官也写了五个字：“崔杼弑庄公”，并且告诉崔杼，我就要这么写，你改不了。

崔杼对史官的宣判非常不满意，一刀砍死史官，找史官的弟弟重新写，结果写出来的还是“崔杼弑庄公”，崔杼再杀，找史官的三弟来写。

史老三正襟危坐，面对崔杼的大刀，在竹简上写了五个字：崔杼弑庄公。

这下崔杼也无奈，你们是真不怕死啊。

算啦，我认了。

1700年后，文天祥也把两个故事写进《正气歌》，并且凝练成两句话：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可以说，古代文人对董狐、齐太史的做法非常认同，认为每个有骨气的文人，都应该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用文字引导舆论，对权贵进行审判。

那就有个问题：

文人和史官为什么不怕死，权贵为什么对舆论宣判无可奈何？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文人和权贵的背后，是两条不同的权力体系，文人的背后是道统，权贵的背后是政统。

道统是国家的最高价值观，政统是国家的最高世俗权力。

正因为掌握了国家最高价值观的解释权，文人史官才敢理直气壮的说，权贵是粪土。

而权贵要是敢越界篡改历史，绝对要被其他文人口诛笔伐，即便骂不死你，也能把你气出高血压。

当然，董狐和齐太史的年代，并不知道什么是道统，他们只知道自己做为史官，拥有“礼制”等价值观的解释权，可以褒贬权臣，写什么就是什么。

直到晚唐的时候，韩愈在《原道》里提出“道统”的概念，并且给中国道统写下家谱，也就是尧舜禹汤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最后传到孔孟之手，核心就是仁义道德。

韩愈其实是把中国数千年秘而不宣的东西，全部提炼到儒家的框架里，然后把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囊括进来，彻底意识形态化。

于是董狐、齐太史、司马迁，自然是中国道统的一部分。

到了宋朝，朱熹在韩愈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把中国道统的源头上溯到伏羲和炎黄，并且让程朱理学接了孟子的班，成为中国道统的正宗。

从此以后，一条文化传承脉络就固定下来了。

中国文人只要承认“仁义道德”，就是认可了中国道统，而道统也赋予他们价值观的解释权，可以怼天怼地怼皇帝，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这种权力够不够大？

二、

中国的道统和政统，也就是价值观的解释权和国家政权，原本是合二为一的。

上古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到周公，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世俗社会的道德圣人，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可谓是言出法随，基本没人能对他们说三道四。

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礼乐崩坏，国家的统治者只顾打仗占地盘，再也不能承载圣人的光环。

于是道统从国家政权中分离出来，流落到民间文人的手里，具体来说就是孔孟，以及继承孔孟的儒家文人。

是的，儒家文人才是道统的继承人，才有国家最高价值观的解释权，农民、工人、商人和皇帝都没资格参与这件事。

哪怕你富可敌国，哪怕你权倾天下，也只能在国家政权里谋生，也就是属于政统的权力体系，道统和话语权是万万不能染指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人不在乎穷富，甚至标榜什么君子固穷。

因为有一套根深蒂固的权力体系，做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在这一亩三分地里，文人就是没有加冕的土皇帝，最可怕的是，国家政权默认了文人的独特地位。

即便文人们不停往家里捞钱，却能理直气壮的说，我对钱没有兴趣，我从来没碰过钱。哪怕是穷的叮当响的酸秀才，照样可以鄙视坐拥万亩良田的土豪。

是啊，我骂你就是代表圣人审判你，写一篇文章就让你遗臭万年，你能奈何？

有资本就能挺直腰杆。

不害怕就能理直气壮。

所谓的文人风骨，其实都是这么来的。

由于道统在手，古代文人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势，他们可以隐居乡野，不参与国家建设，但能议论国家大事，甚至为民请命，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山中宰相。

他们也可以入仕做官，要求国家和人民，按照儒家的价值观来做事，一旦越过红线，文人们就能批评监督。

这就有了两个结果：

其一是儒家文人高高在上，终极理想是做帝王师，用天然的价值观解释权，指挥帝王处理国家政务，间接让国家按照他们的意支运转。

其二是道统有权监督政统，也就是儒家文人可以监督批评政府。在这种语境里，骂政府和权贵就是政治正确。

比如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然后写了32首乐府诗，把大唐全方位无死角的喷了一遍。

那首“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愿天寒”的《卖炭翁》，就是白居易做喷子时的代表作。

白居易当然是为人民说话，但反过来看，不正是用道统批评政府吗？

谁敢说白居易做的不对？

可如果政府做了好事，绝大部分文人不会歌功颂德，而且要挑毛病说做的不够好，哪里还需要改正等等。

要是哪个文人给政府唱赞歌，虽然其他人嘴上不说什么，估计心里就要鄙视了：

原来是六扇门里的朝廷鹰犬啊。

现在也一样，民间文人给政府点赞，必然有人骂他是叼飞盘，可要是把slogan改成“只为苍生说人话”，气场马上两米八。

这些都是老传统了。

归根结底，政统掌握国家的世俗权力，负责国家的日常工作，道统掌握国家的隐性权力，属于精神上的制衡，让权贵们有所顾忌。

两条权力线对立却统一。

三、

自从春秋战国以后，道统和政统从来没有真正融洽过，不是在撕逼，就是去撕逼的路上。

因为儒家文人想做帝王师，用价值观的解释权领导国家进程，而皇帝和国家政权却想压服文人，让他们做皇权的驯服工具。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历代王朝初期，开国君臣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具有天然的权威，能把儒家文人收拾的服服帖帖。

此时的国家政权非常稳固，皇帝说什么是什么，反对的声音也有，不过没什么用，开国皇帝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儒家文人。

但是国家政权稳固的背后，便是文艺凋敝，包括绘画、诗歌、文学以及哲学思想等等，都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传世之作。

大家仔细想想，汉初、宋初、明初有什么非常牛逼的文艺作品吗？

想不起来吧。

哪怕是唐诗，贞观年间有不少优秀作品，可是和李隆基的盛唐相比，恐怕也要逊色不少。

原因就在于政统压服道统，儒家文人的腰杆子被打折了，再也没有怼天怼地的资本，也就创作不出优秀的作品。

而在王朝中后期，则是道统压服政统。

因为在和平年代，开国君臣逐渐凋零，国家政权的战争权威也在褪色，而文人用知识做敲门砖，进入国家政权做官，逐渐替代了国家的天然股东。

此消彼长，可不是儒家文人的话语权大了嘛，那些“仁义道德”的价值观，又能用来领导皇帝和国家政权了。

正是从王朝中后期开始，传世的诗歌、文学和绘画，都从全国各地冒充出来了。

其中部分原因是经济复苏，人民对文艺作品的需求增长，另一部分原因便是儒家文人没有制衡，开始放飞自我了。

文艺这个东西，非常讲究精神状态。乞丐写不出优秀的小说，996的社畜没心思听音乐会，只有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才有闲工夫研究艺术。

大家可以看看周围懂艺术的人，几乎没有穷人家的孩子。

国家进程和个人命运，其实都一样。

而且硬骨头的名臣、谏臣，往往出现在王朝中后期，尤其是以“文人风骨”著称的明朝，海瑞、杨涟等硬骨头比比皆是，背后的逻辑便是道统逐渐占了上风。

要是在朱元璋的时代，海瑞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砍，估计刚出道就结束了。

到了王朝崩塌的乱世，文人彻底放飞自我，没人管了。

乱世丰富的素材，再加上宽松的环境，让文人可以自由创作，而不必担心审核不能通过。

比如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的王谢风流和兰亭序、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号称黄金年代、民国有不理蒋介石的大师们。

总之。

政统压服道统的时候，国家强盛万国来朝，人民的生活有安全感，代价就是活的不轻松。

道统压服政统的时候，人民活的轻松了，却要面临阶级固化和剥削，而且国家也走在下坡路，说不定什么时候乱世就来了。

这就是硬币的正反面，不管怎么选，都有利有弊。

四、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清理旧社会留下的残渣。

国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出兵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者，而在文化方面便是废掉儒家的统治地位，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做国家的价值观。

这就彻底断了儒家文人的道统，也废掉他们做“帝王师”的梦想。

原因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儒家文人的特殊地位，来自儒家价值观的解释权，现在新中国不用儒家的价值观了，你能解释什么？还如何间接领导国家的进程？

旧文人又能做哪门子的帝王师？

新中国不仅把地主买办的经济地位废了，连同儒家旧文人的精神地位，也一起废掉了。

那国家价值观的解释权属于谁？

属于党组织嘛。

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是政统，又从苏联引进马列主义，并且产生了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替代儒家成为中国的道统。于是在尧舜禹汤和周公之后，中国的道统和政统重新合二为一。

毛主席就是继尧舜禹汤之后，政道合一的集大成者。

他是党政军的主席，又是白手起家的开国领袖，属于当之无愧的政统颠峰。而且他还是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建立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价值观，相当于重塑中国道统。

这不是集大成者是什么？

毛主席在世的年代，不仅是国家领袖，还是精神圣人，于是他有了神一样的地位，犹如儒家文人笔下的尧舜禹汤。

正所谓政统在此，道统也在此。

正因为新中国的价值观，来自于党的价值观，那么价值观的解释权，必然属于党组织，民间文人是没资格参与的。

所以中国文人想出人头地，必须进入体制内，用国家财政供养起来，那些在体制外修野狐禅的文人，除了写文字赚点钱，基本不会有大出息，起码不能和古代文人的地位相提并论。

但是有些文人，明明没有价值观的解释权，更没有“自古以来”的道统加持，却想学古代名臣指点江山，就显得底气不足。

于是在欧美比中国强大的年代，他们去欧美找了一个野爹，引入一套欧美国家的价值观，并且牢牢掌握了这套价值观在中国的解释权。

这些人就是臭大街的公知，也叫文化买办。

公知最尴尬的地方也在这里。

中国的价值观不需要他们来解释，儒家被废除以后，他们又没有可以解释的东西，而他们信奉的价值观，解释权在欧美国家。

公知们翻来覆去，其实是嚼别人的二手饭。

他们想和古代儒家文人一样，高高在上指点江山，却不知道前辈站过的天台，已经塌方几十年了。

为什么说公知必然消失？

因为公知是无根的浮萍，可能活跃一段时间，但和古代儒家文人相比，是不可能持久的。

中国最大的根，是党组织和国家政权。

那就有一个问题，以前的道统可以制衡政统，文人可以批评政府，才让拥有政统的国家政权有所顾忌，现在政统和道统合二为一，是不是太厉害了？

也不是。

国家政权夺走的，只是价值观的解释权，并没有夺走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权。夺走批评和监督权的标志，是彻底封死人民说话的途径，可现在并没有封死。

尤其是近些年互联网通讯发达，每次出来郑爽代孕、敦煌毁林等社会热点，批评监督的声音铺天盖地，政府可能会删帖什么的，但不会把说话的口子封死。

再说了，儒家文人掌握道统的年代，和穷苦人民有什么关系呢？

大部分文人只是以为民请命的借口，满足自己的利益。

少部分如董狐、齐太史、司马迁等文人，虽然能用文字批评权贵，但史书流传需要数百年，最大的受益者是后世人民，对当代人民而言作用不大。

现在是国家夺走文人的价值观解释权，不管愿不愿意，批评权和监督权都下沉到普通人民的手里，只要社会的舆论声音足够大，官方就不会忽略。

而这种对立统一的状态，也很符合毛主席在《矛盾论》里的意思：

世界在矛盾的斗争中逐渐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