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受到后世高度肯定的文章高手。然而就他的文学观念而言，王安石似乎对文章写得漂亮并不措意，他在《上人书》中说过这样的话：“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王安石认为文章写得漂亮，只是对社会服务的一种补充，并不能成为文章的主体，也正因为他的这段话，而被袁行霈认为：“可见虽然王安石不排斥文学的艺术性，但他更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中国文学史》）袁先生同时指出王安石的文风也有其缺点，那就是过分注重逻辑说服力，而对艺术感染力重视不够。

笔直站立的王安石

从其他的历史记录来看，王安石也确实讨厌漂亮的文采，《邵氏闻见录》卷十四中有这样一段话：“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

苏轼考中进士后，王安石问吕公著是否看到了苏轼的考卷，公著大赞此卷写得漂亮，王闻此很不以为然地说：不过就是战国时人写的那种漂亮文章，如果我是主考官，肯定把他刷下去。如此说来，王安石不喜欢这种文章的华而不实，他更看重的是言之有物。

其实王安石更看重自己经世致用的所作所为，他当年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宋神宗咸宁二年，王安石当上了参知政事，虽然他还不是宰相，但已经开始实施新政，因为他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故而大刀阔斧地改革政体，为此也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坚决抵抗。

王安石撰《新刻临川王介甫先生诗文集》一百卷，明万历四十年王凤翔光启堂刻本，书牌

王安石撰《新刻临川王介甫先生诗文集》一百卷，明万历四十年王凤翔光启堂刻本，卷首

针对王安石实施的新政，司马光给其写了封《与王介甫书》，这封信有三千字之长，提出了五大弊端。而王安石的回信却仅有司马光篇幅的十分之一，总计380字，此信名为《答司马谏议书》，其中一个著名的段落为：“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王安石在此信中以其言简意赅的回答方式，利落干脆地一一反驳司马光所提出的五大弊端，即此可以看出王安石特有的文风。

关于司马光的观点，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有如下的描述：

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洪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盗贼蜂起，几至于乱。若武帝不悔祸，昭帝不变法，则汉几亡。

细品司马光所言，确有其理，他认为社会上能够产生的财富就这么多，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官府拿走的多，老百姓手里就会少，而王安石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而后司马光举出了官逼民反的例子，以此来说明对百姓盘剥太重，会让天下大乱。针对司马光的这么一大段论述，王安石只用了九个字就予以了反驳——“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且不论其所言是否有道理，但这种回答方式确实是铿锵有力。

虽然王安石号称自己不在意优美诗歌的创作，但人都有多面性。按照历史资料记载，其实他在这方面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他关于“绿”字的推敲，《容斋随笔》卷八中有如下记载：“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看来手稿传世也真是有利有弊。

后人得到了王安石的一篇诗稿，发现他一直在仔细地推敲诗句中的某一个字眼，原诗中最初所写为“春风又到江南岸”，但王感觉这个“到”字不佳，于是改为了“过”字，而后还是觉得不妥，又改为了“入”字，之后又改为了“满”字。这样陆续改了十几遍之多，最终才确定为一个“绿”字。这“绿”字确实是传神之笔，看来绝顶聪明之人为了能够将诗句写得更为妥帖，也会下如此大的功夫。由此可知，王安石对诗词创作其实也是极下工夫之人，只是他将此视之为“小道”，不愿意承认罢了。

我觉得王安石的诗风跟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邵氏闻见录》卷十中有下面一段话：“司马温公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司马光曾经跟别人讲述了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当年王安石还没有当上宰相时，曾在黑脸包拯的手下任职。某天包公设酒宴，招待手下赏牡丹，包公以他那特有的黑脸劝酒，司马光平时不喝酒，但在包公的强劝下也只好勉强地喝一些。然而王安石却不管这一套，不管包公怎么劝，他就是不喝，一直到终席。王安石的这个个性被司马光看在眼里，故而司马光认定此人绝对是不屈不挠的人物，后来王安石当上了宰相，果真如司马光感觉的那样。

但是，王安石的变革也并不那么顺利。两起两落之后，司马光上台把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政全部废止。这两位大家之间的恩怨，成为了后世不断嚼舌头的话题。

王安石撰《王荆公诗笺注》五十卷《补遗》一卷，清乾隆六年张京松清绮斋刊本，书牌

王安石撰《王荆公诗笺注》五十卷《补遗》一卷，清乾隆六年张京松清绮斋刊本，卷首

按照史书记载，王安石天生就不凡，《铁围山丛谈》卷四中有如下一段趣闻：“长安西去蜀道有梓橦神祠者，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自古传无一失者。有王提刑者过焉，适大风雨，王心因自负，然独不验。时介甫丞相年八九岁矣，侍其父行，后乃知风雨送介甫也。”

在蜀道上有一座祠堂十分灵异，如果达官贵人从此祠堂经过时赶上下雨，那么此人今后必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如果举子经过此堂时赶上下雨，那此人就能考中状元。看来祠堂所在的地区在那个时代干旱少雨，否则岂不成了满朝宰相和遍地状元。但当地人就坚信此祠的特性，因为根据传说，这种事情从未有过闪失。

这么说也不绝对，因为王安石的父亲从此经过时正赶上了疾风暴雨，这让老王特别得意，认定自己很快要飞黄腾达了，然而等待多年却未见应验。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他开始相信无神论。但他人却不这么看，因为当时王安石仅是个八、九岁的孩子，他是陪伴父亲从此经过而赶上了风雨，后来王安石果真当上了宰相，于是人们说：那场风雨是因王安石而下，并不是他的父亲，只是其父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王安石搞改革，苏东坡并不支持，这使得东坡一路遭贬。虽然如此，二人的关系也并没有彻底闹掰。王安石退休后回到了南京，东坡过此地时还专门去看他，故而政见不同并不等于彼此间一定要成为仇敌，其实好的对手也会让对方敬佩，《西清诗话》卷中载有如下一段话：“王文公见东坡《醉白堂记》，云：‘此是韩、白优劣论。’东坡闻之，曰：‘未若介甫《虔州学记》，乃学校策耳。’二公相诮或如此，然胜处未尝不相倾慕。元祐间，东坡奉祠西太乙宫，见公旧诗云：‘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王安石辑《王荆公唐百家诗选》二十集，清康熙四十三年宋荦丘迥刻双清阁印本，书牌

王安石辑《王荆公唐百家诗选》二十集，清康熙四十三年宋荦丘迥刻双清阁印本，卷首

二人看到对方的文章，相互斗嘴嘲讽，看上去彼此不服，但后来东坡在一个祠堂的墙壁上见到了王安石所写的一首诗，他站在那里端详了半天，而后感叹到：这老头真是只十分精灵的狐狸精。其言外之意是：这简直不是人写的！

王安石罢相之后，回到了南京，受此挫折后，让他的性格以及诗风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上称：“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选语用字，间不容发。”看来前人已经注意到了政治上的挫折对其诗风的影响。

在这个阶段，王安石完全不过问世事，《东轩笔录》卷十二中称：“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元丰末，荆公被疾，奏舍此宅为寺，有旨赐名报宁。既而荆公疾愈，税城中屋以居，竟不复造宅。”

王安石撰《临川集拾遗》一卷，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排印本

这个过程中，王安石在一片旷野上建起了居所，但房屋建得特别简陋，连个院墙都没有。有人觉得这样不安全，劝他建起围墙，但他对这种建议却从不回答，是什么原因他也不做解释。而后他得了病，就把这处宅院捐给了佛寺，除此之外，他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居所，于是他又回到城中租房居住。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引起了后世一大堆的猜想。

不仅如此，他还有着更奇特的举措，《清虚杂著补阙》中称：“王荆公领观使，归金陵，居钟山下，出即乘驴。予尝谒之，既退，见其乘之而出，一卒牵之而行。问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牵卒在前听牵卒，若牵卒在后即听驴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之。仍以囊盛饼十数枚。相公食罢，即遗牵卒。牵卒之余，即饲驴矣。或田野间人持饭饮献者，亦为食之。’盖初无定所，或数步复归，盖近于无心者也。”

王安石在南京期间，经常骑驴出门，身边只有一位牵驴者陪伴，牵驴的人问他去哪里，他却回答让对方任意地走：如果对方走在了驴前，那就让驴跟着前行；如果驴走在了前面，那他和牵驴者就听从驴的安排。走到旷野中找个地方休息，有时读读书，有时会拿出一些大饼食用，吃剩下的就递给牵驴人，如果牵驴人还吃不完，就用剩下的来喂驴。

看到这段话，让我想起了王勃《滕王阁序》中所言的“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当年的阮籍，也是让他的马随便地走，一旦走到了死胡同，他就在那里大哭一场，而后返回，但王安石没有哭，他只是读书、吃饼、喂驴，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关于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后世有着不同的评价，可谓毁多誉少，然而他的的确确是位廉吏。另一位唐宋八大家中的人物曾巩，跟王安石是亲戚，曾巩祖父的姐姐是王安石夫人的祖母，故而二人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后山丛谈》卷四中称：“王荆公与曾南丰平生以道义相附。神宗问南丰：‘卿交王安石最密，安石何如人？’南丰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轻富贵，不吝也。’南丰曰：‘臣谓吝者，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神宗颔之。”

看来，连神宗皇帝都知道曾巩跟王安石关系不错。某天，皇帝问曾巩：你觉得王安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学天赋以及做人方式不比扬雄差，但是因为他性格小气，从这一点讲，他比不过扬雄。皇帝闻此，感觉不满说：王安石视富贵为浮云，根本就不小气。曾巩解释到：我所说的小气不是指的钱财，王安石做事果敢，但他对自己的错误却从不舍得改正。曾巩的回答让神宗微微点头。

从这些对话可以看出，曾巩赞赏王安石的才能，但并不首肯他的为人方式，虽然他没有跟王安石针锋相对，但后来还是被贬出了朝廷。即使如此，人们还是知道他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孙公谈圃》卷上称：“荆公为许子春作家谱，子春寄欧阳永叔而隐其名。永叔未及观，后因曝书，读之称善。初疑荆公作，既而曰：‘介甫安能为？必子固也。’”

某年，王安石为许子春的家谱写了序言，许将此寄给了欧阳修。因为文中没有署名，某天欧阳修读到此文时大为赞叹，开始他从文风上感觉到，该文有可能出自王安石之手，但他转念又觉得王安石恐怕写不了这么好，这篇文章肯定是出自曾巩之手。

且不说王安石的政改究竟对不对，但他性格上的不贪连皇帝都早有耳闻。其实不仅如此，王安石对女色也不贪，甚至还有着“仁者乐山”的宽厚，《邵氏闻见录》卷十一中称：“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王安石升了官，他的夫人为了奖励他，给他买回了一个小妾，此事王安石不知道，等他回来后见到此女，问其是干什么的？小妾回答说：是夫人让我来照顾你。王就问起了此女的出身。此女称她原本是某位大将军的家室，但因为丈夫工作失误，在运米的过程中丢了船，于是朝廷判其夫赔偿，此将军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却依然还不上账，于是把自己的夫人卖了，以此来上交罚款。王安石闻听此言，大感同情，于是问此女，自己的夫人是花多少钱把她买来的？此女告诉了他当时的价格。而后王安石命人找来那位将军，让他们夫妇团圆，同时将买妾的费用也一并赠给了对方。

我觉得王安石能够坚定地推行新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行为上的无懈可击，他不爱钱财、不喜喝酒、不近女色，只有如此，才不会授柄于人，他能成为千古名人，跟他的这些独特个性应该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