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坎坷而又厚重的生命历程中，曾经有过这样一幕：司马迁与父亲交谈，父亲对他说，我听说周公去世五百年出现了孔子，现在孔子也去世五百年了，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人，像周公和孔子那样，记录我们的文明，传承我们的文化呢？在父亲期许的眼神里，司马迁毫不犹豫地说，小子何敢让焉！

一、生于史官世家，学游天下，志承先祖事业

有一种不敢推辞叫：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从“小子何敢让焉”这句话看得出司马迁是十分的自信，但司马迁的自信是有资本的，他还真就如周公孔子那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画卷中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先祖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也有先祖当过周朝的太史，主管“天文工作”。父亲司马谈希望司马迁能继承先祖的事业，于是从小培养，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使司马迁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十岁时便可以通读古文。汉武帝建元年间，父亲司马谈到京城长安任太史令，司马迁为了丰富学识，拓宽眼界，他20岁便开始周游天下，从长安向东南出发，遍访岭南山水古迹，曾到汨罗屈原沉石处凭吊，探访尧舜禹的遗迹，考察先师孔子遗风，北渡汶水、泗水，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名人故里，楚汉相争的战场都有过他的足迹。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在学游生活领略了古人的风姿，蕴含的历史厚重感更令他心驰神往，博学多识的他已然能做到心中有山河，笔下有故事。

当司马迁自觉融入了周公孔子这五百年一遇的文明传承者这一伟大的体系时，他接过家族使命，以“小子何敢让焉”的自信和狂傲回应父亲的期许，未来会有一部史书将在他的笔下横空出世。

二、时代在召唤，论一个史官的自我修养

曾国藩曾言：“成大事者，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要义”，历史选择了司马氏家族，司马谈唤醒了家族沉睡的使命，将文明传承的火炬递在了司马迁手上。延续明世的史官责任，在这天下一统、英雄辈出的时代，用文采表于后世的炽热理想，当灯光聚集于一人，行走于尘土飞扬的世界，他身上笼罩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他的客观公允源于他对生命的博爱，他视野开阔，笔触敏锐，为游侠作传，替刺客立言，他不虚美，不隐恶，一个选择了忍辱而生的人，却写出了舍身赴死者的高贵；一个遭遇不公的人，却能写出特权者的智慧与英武；一个仰慕英雄的人，却也写出了英雄的狭隘和缺陷。

司马迁还以孔子为榜样，推崇春秋笔法，希望通过褒贬历史来崇礼仪，明是非。他为了避世俗的诘难，曰：述而不作。所以他的褒贬不是迎合自我的臆断，而是尽可能尊重历史的评判。可如何让史事尽可能的还原史实？出于对历史的敬畏，司马迁深感责无旁贷，如果让那些超群出众的帝王英雄贤士淹没于历史长河而不能流传千古，他会愧疚，会不安，甚至会畏惧，所以在经历苦难后，他依然迸发出强大的力量，激发出创造的热情，绘声绘色的还原历史的真相时，司马迁所具有的已经不单单是史官责任感了。

三、为李陵求情却遭受极刑，苦难也造就了他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让李陵为正在酒泉与匈奴右贤王交战的李广利护送粮草。李陵却想请兵五千直捣单于王庭，汉武帝应允并赞赏了李陵的勇气。但当李陵在行军到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的军队伏击，李陵率领部下英勇奋战，一时还占据了上风，几日久战不下，匈奴的军队却越聚越多，可自己的援兵迟迟等不到，最后只有全军覆没的下场，爱兵如子的李陵不想自己的士兵白白受死，只好投降。汉武帝听闻十分恼怒，当朝中大臣也大骂李陵时，只有司马迁为李陵求情：李将军向来骁勇善战，忠心爱国，立下汗马功劳，此战以少敌众也无所畏惧，若不是支援迟迟未到，将军也不会投降。可汉武帝听后却更加恼怒，一个小小太史官竟然敢为一个投降的将军求情，便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诬罔罪名将司马迁处以宫刑。

一年后，将军公孙敖奉命去匈打探李陵消息，公孙敖没有完成命令，回去还谎称李陵为匈奴练兵，已然成了叛徒，汉武帝便将李陵的家人都杀了。知道家人被杀后李陵十分痛苦，他屈辱投降的目的是想找机会劫持单于再为国家效劳，将功赎罪。却不料汉武帝不解他的心志，听信谣言，绝他归路，从此李陵便再也没有回到汉朝。没有人能为这个误会负责，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能感受得到李陵的痛苦。

当理想的光芒照亮了现实的晦暗，那个写下“勇者不必死节”的司马迁成了真正的勇者，司马迁面对极刑而无怯色，他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在坚忍与屈辱中，他不后悔为李陵求情，继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有人说，苦难成就了司马迁的伟大，确实如此，司马迁所经历的屈辱和痛苦，让他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让他与自己笔下的人物有了更接近灵魂的对话，也让他的《史记》有了更触动心灵的力量。

太史公以最虔诚的态度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文人骚客、寻常百姓的对话中，司马迁自己生命的华彩已随流云飞转，化为绵绵细雨，涓涓细流，完全融入他笔下人物的命运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