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宋明儒学尊师重道典故

一、汉儒：尊师有余，重道不足

自孔子后，历经春秋、战国，至秦始皇一统天下。在这二三百年里，儒学为天下所知，儒生被天下所敬，但儒家思想并没有得到贯彻实施。

秦尚法家，依法家兴起，以法家治国。秦帝国的法律十分细密而严苛，这有利于推行各种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同时也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苦难。百姓对秦的严刑酷法怨声载道，而儒生们宣扬“仁政”，更照显了秦始皇的“不仁”，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于是，秦朝首开先例，实行了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很多儒家经典书籍被毁，众多儒生被坑杀。秦始皇不仅“焚书坑儒”，还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达“挟书令”，凡藏有儒家书籍者皆治罪。儒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时，有一个儒生叫伏生，他是孔门弟子轌子贱后裔。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是秦王朝博士顾问团成员。他冒着生命危险，暗中将《尚书》藏在房屋墙壁的夹层内，逃过了焚烧之难。随后秦末大乱，伏生离乡背井，到处漂泊。直到汉初世事安定后，伏生才回到家中，取出《尚书》。由于水浸虫蛀，百篇《尚书》大多被毁，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把残存的《尚书》抄录整理，广招弟子进行传授。“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史记·儒林列传》）

《尚书》亦称“《书经》”，是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之后成书的，原文一百篇，由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是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它记载了春秋之前的上古历史，如尧、舜、禹的治国公文，以及夏、商、周三代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重要公务文书，这对研究上古文化、政治、历史意义非凡。《尚书》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源泉，它每失传一篇，都是中华文明的巨大损失。当时，若无伏生冒死拯救，《尚书》就可能如《乐经》一般遗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后来，若无伏生讲授，人们也很难领会其义。正是“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1]。

汉朝初立，山河凋零，百废待兴。汉高祖刘邦吸取秦亡教训，采纳西汉杂儒陆贾“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汉书·陆贾传》）的统治方略，倡导儒学，“行仁义，法先圣”（《新语》），同时辅以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百姓得以修养生息。随后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况，国家富有，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至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等儒生的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汉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前所未有地强大。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但于道统，实际上汉儒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汉儒兴盛主要表现在“章句之学”大兴，涌现出一些经学大师。至东汉，“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列传》）。

汉儒衰微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儒学官学化”。汉代儒生学习儒学（经学）是为了做官，学完之后就懈怠。二是儒生被卷入政治斗争，成为牺牲品，如“党锢之祸”。三是儒学被统治者利用，渐渐地虚伪化、形式化、支离化。以董仲舒为首的汉代儒学吸收融合了阴阳家、黄老之学、法家思想，主张“天人感应”“君权天授”“三纲五常”等，这与先秦儒学有很大的不同。至汉末，儒学大有被黄老学说替代之趋势。

汉朝有“尊师”传统，如礼震才请求替师受刑、汉明帝自始至终敬爱老师桓荣等，自上而下的“尊师”风气给百姓树立了好榜样，但汉朝并不“重道”。儒家“道统”传承在汉代中断了。

汉文帝刘恒想找研究《尚书》的学者进行讲授，满朝内外竟无一人，听说伏生能讲，便准备召他进朝传授。此时伏生已九十多岁高龄，几乎不能行走，文帝只好让主管宗庙礼仪、文化教育的晁错亲自到济南伏生家中学习。伏生一直是口授《尚书》，由于年事已高、言语不清，讲的是方言，晁错很难听明白。即使有伏生的女儿羲娥在一旁代为解说，晁错十之二三依然听不懂。经过数月努力，晁错终于将《尚书》学完并记录下来。这是用当时通行文字写定的《尚书》，故被称为“今文《尚书》”，以区别于发掘出来的、保持上古语言特征的“古文《尚书》”。

伏生还曾传《尚书》于弟子欧阳生。欧阳氏将《尚书》代代相传，到第八代欧阳歙时形成了“欧阳尚书派”，慕名而来拜师者有千人之多。后来欧阳歙参与政治斗争，病死狱中，“欧阳尚书派”的传承也就断了。

几百年后到了汉末，才出现名士郭太（也作“郭泰”）和经学大师郑玄。

郭太，字林宗，山西太原人，东汉末年著名儒士。郭林宗家境清贫，幼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为养家糊口，母亲托人给他在县衙找个差使，但他素有大志，不愿与衙门的鄙猥小人为伍，遂未依母命，而是出门拜师学习，先后拜访多人。经过刻苦学习，他学有所成，成为当时的名士，人称“有道先生”。很多人慕名前来求学于他。

有一个叫魏昭的人，年幼时见过郭林宗，很认同他，逢人便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愿在左右，供给洒扫”，后来终得如愿。郭林宗体弱多病，魏昭就亲自熬药侍奉。有一次当魏昭端着煮好的药进来时，郭林宗便呵责他药太烫。魏昭于是出去再熬了一次送上来，郭林宗又嫌药太苦。如此三翻四次。当魏昭再次端着新熬的药进来，而且并没有不好的脸色时，郭林宗才笑着说：“我以前只看到你的外表，今天终于看到你的真心啦！”于是便将毕生所学全部传授给了魏昭。魏昭最终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

郑玄（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人，汉末经学大师。他自幼勤奋好学，熟读经史，不尚虚荣，天性务实。十二岁时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在座的客人都衣着华美，能言健谈，很有派头。唯独郑玄默默独坐，其母见状，感觉颜面无光，私下提醒他要显山露水，表现阔绰。郑玄却不以为然，说这样庸俗的场面“此非我志，不在所愿也”（《后汉书·郑玄列传》）。

后来郑玄出任乡啬夫，他勤恳踏实，抚恤孤苦，甚得乡里好评，不久便晋级升官。可他不愿以吏谋生，一心向学，休假日不回家，到学校向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其父极力反对，一再督责和训斥，他却不改志向。最后郑玄干脆辞职进入太学授业，并拜师求学，专心研读《京氏易》《公羊春秋》《九章算术》等，俱通达。

郑玄又去拜东郡张恭祖为师，学习《周礼》《礼记》《左传》《韩诗》《古文尚书》等。他读书非常精细，认真圈点评注。每有所得，就在书上写眉批，见解十分独到。为了求学，他到处寻师。山东有名的学者他几乎问遍了仍不满足。听说关中有个马融精通经史，学识渊博。于是，他千里迢迢到关中跟随马融学习。马融学生有四百多人，亲自进入课堂听讲的仅五十余人，多是学识水平较高者。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马融只是派学业成就优异的学生去教他。郑玄并不因此失望，仍然夜以继日发愤读书，孜孜不倦，学识有了很大的长进。

一天，马融召集弟子考论图纬，遇到许多问题不能解答。听说郑玄善于计算，于是召见他。郑玄才思敏捷，回答准确，计算迅速。马融和其他学生都很惊奇，赞叹不止。郑玄借此机会，把几年来在经学上的疑难问题全部提出来，马融一一作答。郑玄顿开茅塞，心里非常高兴。解答完毕，郑玄就和老师马融告别返回山东。这就是“郑玄千里求师”的故事。

汉代时兴经学，学生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六经”。给“六经”作注的人很多，各持己见，洋洋几十万言，却往往言不及义，阅读起来不得要领，无所适从。郑玄综合诸家所见，刊改漏失，删繁就简，使“学者略知所归”，减少学习难度，深受学生欢迎。

汉末乱世，郑玄“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潜心钻研，以“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为己任，著书立说。他一生著述甚丰，所注释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等，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褅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共计一百多万字。郑玄兼修今古文，融会古今学说，见解独到，注释翔实，义据通深。郑注集当时经学之大成，融古文今文为一炉，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典范。唐初作《五经正义》时，多采用郑注。

纵观有汉一代，儒家“道统”传承中断，学统仅停留在整理、收录、考证、注解上。这与汉代儒学先天不足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