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执掌权柄，叫做“选官”，与之相配套的标准或规则就是选官制度，选官制度是政权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自文明出现以来，煌煌上下五千年，选官制度大体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一、凭出生：先秦

新石器时代尚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官僚制度初萌极不完善，各级部落酋长署理部落内部事宜。联盟大酋长的选拔普遍奉行“禅让制”，还有专家说，“选贤与能”的“禅让制”不过是后世儒家对“争权夺利”的美化。雾里看花，莫衷一是。

到了夏、商、周时代，国家建立，姓氏出现，得姓者为贵族，庶民奴隶有名无姓。得姓的贵族累世卿相，且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称为“世卿世禄制”。“世卿”就是子承父业世代为官，“世䘵”则是采邑或䘵田里的收入世代沿袭，天子不得干涉私家财产权。

二、凭军功：秦代

战国时代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在列国间率先推行了“军功授爵制”，所有贵族特权一律打破，只要建立军功，普通民众也可授予爵位，用为高官。此一举措，以雷霆之力抛弃了“世卿世䘵制”激活了社会上的积极因素，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兴起。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凭军功授爵授官已失去了它的原始意义，天下苦秦已久，二世而亡。这也是“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应有之义。

三、凭声望：两汉

汉朝选官，奉行察举征辟制。

所谓察举，就是先发现后举荐。有特殊人才，先由里长报乡长，乡长报县令，县令报州郡，这叫“乡举里选”，注重乡里舆论的权威性，将人才从基层一步步选拔上来。

两汉易代时，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累世公卿的豪门大族，其先祖大多是通过察举，靠乡里口碑拔擢起来的。人才大致分为两大类别：秀才和孝廉。秀才者，才具特出之谓也，自是学问能力兼优之人。孝廉者，当是既孝顺又清廉，在两汉时期，“孝”是道德品行的首要标准。

后期，特别是东汉末年，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一度靠做秀也能赚个好口碑。于是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尴尬局面。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官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对于那些声震朝野，足以打动天听的品学兼优的士人，皇帝是可以直接征聘的，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也不能强迫。比如黄叔度，皇帝征召三次，除首次浅尝辄止外，其余两次再未就征，天下嘉其品德，号曰“征君”。

公府、州郡辟除，其实就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辟除之吏员初始时不属于朝廷正式编制，试用期满合格之后，由高官荐举，走“察举”之途，也可出补朝官或外放地方长吏，故辟除之官虽身份低微，也易于显达。

四、凭品鉴：魏晋南北朝

两汉注重乡里评议，比如汝南郡许靖、许邵兄弟主持的“月旦评”，每月初一，用精炼的语言品评当世人物，为朝廷或州郡拔擢特出人才提供参考。比如曹操，得许邵一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则欣喜异常。长此以往，名士清议与乡里口碑便把持了人才选拔的大局。

魏文帝曹丕时，采纳尚书令陈群的建议，施行“九品官人法”，亦称“九品中正制”。州郡任命大中正一人，县任命小中正一人，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其主要任务就是评定所辖区域人才的等级。

评定之后，将“品类表”交于吏部，成为选拔任用官员的主要依据。中正官的设置，把品人与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改变了汉末名士清议、左右乡议和地方大族操纵选举的局面。同时，“九品中正制”又改变了两汉时分类取材的传统，将所有人才按“德能勤绩廉”诸项打包评定，官吏选拔的标准更趋客观。

魏晋易代，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世家大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初衷与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门阀士族互相勾连，垄断各级政权，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也彻底蜕变成保护高门世族政治特权的选官制度，以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

五、凭考试：隋至清

左思在《咏史.其二》中写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这是对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不公的无情批判。南朝时局面还有所改观，世家大族以做“位高权重责任轻”的清流官为荣，以做武职官员为耻，所以才出现了“寒庶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不正常现象。同时，就给靠军功起家的下层军官以机会，宋、齐、梁、陈皇家皆出自寒门。

隋唐起于鲜卑，对中原的“贵庶”之别嗤之以鼻，隋文帝时便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

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