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二三里古诗的作者(一去二三里古诗原文及翻译)
文/邢哲夫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是每个中国人在孩提时代都要诵读的一首诗。笔者幼儿园老师教的是“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可能是这首诗的另一种抄本。这首诗的妙处就在于以一到十的数字入诗,却又巧妙地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充满了自然的生趣。那么,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
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宋代伟大的思想家邵雍。邵雍(1011—1077),字尧夫,河北涿县人。谥号康节,自号伊川翁、安乐先生。也因为“安乐先生”的号,邵雍将自己的家取名为“安乐窝”,这便是“安乐窝”一词的出处。邵雍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因为其思想成就和人格魅力,被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列为“理学六先生”之一,和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司马光并列。
邵雍虽然一生献身学术,没有做官,但却有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淑世情怀。邵雍经历了北宋神宗时代,正值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新法十分严苛,劳民伤财,邵雍的一些做官的学生纷纷不满,打算辞官。邵雍却认为他们不应辞官,因为恰恰是新法的严苛,才需要这些平易爱民的官员减小它的危害,“能宽一分,则民受一份赐”,事在人为。
作为学者,邵雍也留下不少学林佳话。邵雍受业于理学家李之才。他请求李之才“愿先生微开其端,勿竟其说。”希望李之才老师讲学时只是开个头,而不必将问题说尽,要留给学生思考的余地。这便是我们现在流行的“启发式教学”,也是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遗意。朱熹也曾记录邵雍的淡泊宁静:”尝于百原深山中辟书斋,独处其中。王胜之常乘月访之,必见其灯下正襟危坐,虽夜深亦如之。若不是养得至静之极,如何 见得道理如此精明!“并评价道:”邵康节,看这人须极会处置事,被他神闲气定,不动声气,须处置得精明。 他气质本来清明,又养得来纯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时,都在紧要上用。 被他静极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邵雍还是成语”风花雪月“的发明者。虽然是理学家,但邵雍的生活并不寡淡。邵雍也是一位高明的诗人。诗集《伊川击壤集》中用到了“风花雪月”这个意象的至少就有三次:“为人虽未有前知,富贵功名岂力为。滌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思莫如诗。况当水竹云山地,忍负风花雪月期。男子雄图存用舍,不开眉笑待何时。”(《和人放怀》)“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大鼈子中消白日,小车儿上看青天。闲为水竹云山主,静得风花雪月权。俯仰之间俱是乐,任他人道似神仙。”(《小车行》)而邵雍在诗集序言中也写道““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当然,邵雍的“风花雪月”并不是指现在的爱情故事,而是自然万物的消长生息。邵雍理学思想的一个特色就是重视数字的哲学含义,比如“四”,就意味着天地四时,生长收藏,所谓“体以四立”。而“风花雪月”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四”:风代表运动,花代表生机,雪代表肃杀,月代表澄明。而生命的基本态势大概无非也就这几种。
邵雍虽然是个心骛八极的思想家,但却依然忧国忧民。一次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声,便感到深深的焦虑。儿子邵伯温问为何,邵雍说:“杜鹃是南方的鸟。而今在北方出现,说明地气自南而北。根据历史经验,地气自南而北,天下将乱。”后来果然金兵南下,王室凌迟。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回忆,邵雍在临终前奄奄一息之际,忽然听到窗外一阵喧闹声,邵雍一阵欣喜,忙问外面为什么喧闹,儿子说,这只是一群人办喜事而已,邵雍失望地说:“我还以为是幽州收复了。”然后与世长辞。我们知道宋朝时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因为被前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所以收复失地一直是宋朝的历史使命,而邵雍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国土的收复,这便是一代理学大师的高尚情怀。程颢和朱熹都称邵雍为“振古之豪杰”。
邵雍的主要思想乃是《观物篇》一书中的“观物”。“观物”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言“以物观物则明,以我观物则暗”、“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这就是说,当人们放下自己的主观情感,站在认识对象(物)的角度上去认识事物,这才能真正认识事物,而站在认识主体(我)的角度去认识事物,则不免被自己的主观情感所蒙蔽。邵雍其实是主张以一种万物与我合一的态度去观看这个世界,这样才符合万物的自然本性,也符合人的自然本性。这种认识论并不只是主张客观,毋宁说更主张同情心(同理心),而这就需要站在他者的角度理解他者,克服私心杂念和主观好恶,这不仅仅是我们常说的“换位思考”,更是一种高明的“天人合一”,当人们真正做到了这点,便能达到“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的境界,这便是“圣”。
钱穆先生评价道:“康节(即邵雍)提高了人的地位来观物。”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更能理解“一去二三里”一诗的高妙:这首诗恰恰充分体现了邵雍“以物观物”的态度,诗人眼里的自然并没有被诗人的感情所扭曲,而是静静地呈示着自身的美和奥义。烟村仍然是烟村,亭台仍然是亭台,花朵仍然是花朵,它们只是它们自己,只是自然,但却又和谐而宁静地存在着,与人并育并生,合二为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 ,以我观物 ,故物皆蓍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 ,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朱光潜先生进一步认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其实是‘同我之境,’‘无我之境’其实是‘超我之境’。”邵雍的诗正是这种“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正是在与万物同呼吸共命运中超越了一己小我,走向自然大我的崇高境界。
宋明理学在各种思想解放思潮中,一度成为被打倒的靶子,特别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更是成为了吃人礼教的罪证。“存天理,灭人欲”一语其实乃是世人的误解,笔者将另外撰文说明。而在二十世纪思想解放的时代,宋明理学虽然被诟病,但同样也被推崇,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就认为玄学(理学)能给人“情感的满足”,因为它是一个“至真、至善、至美、至如的世界”,而邵雍“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的人情味和生命力,以及程朱文章中那种鸢飞鱼跃、活泼坡地的话语,不正是能给人以情感满足的真如世界吗?
哲学家汤用彤先生针对近代以来国民普遍的“弱”,更是对症下药地开出了理学的方子:“故吾辈有志救国,不可不发愤图强,发愤图强不可不除偷怠之风,除偷怠之风不可不求鞭辟入里之学,求鞭辟入里之学,求之于外国之不合国性,毋宁求之本国。本国之学术实在孔子。孔德之言心性者,实曰理学。况治弱病,必择学术中之最谨严,行动言语之间丝毫不使放松,无可推诿无可怠惰,日日慎独,时时省身则可。”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内特说:“什么是精英?什么是庸众?精英就是各方面严于律己的人,庸众就是各方面放任自流的人。”宋明理学并不是让人禁欲苦行,而是让人严于律己,邵雍的“以物观物”,让人不滥情,循理路,不正是一种严于律己的“鞭辟入里之学”吗?总之,宋明理学不管被如何曲解被破坏,它永远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