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苏辙以才学名杨古今,从小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科考,一起做官,同进退共荣辱,兄弟俩情宜笃深。尤其苏轼,科考作文时,随心所欲,信手拈来一些典故,史称很有李太白风范。虽然欧阳修对他极为欣赏,但在某些人眼中这些却是离经判道的悖逆之举。苏辙文风道是沉稳扎实,语气非常谦恭,因为文章出众,被皇帝看中“吾今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正当他们科举后大展拳脚之时遇上了党争。
其实党争,苏轼苏撒哪个党都不是,只是意见分歧,他们即不全盘否定变法,也不完全肯定变法,而是按照各自的观点评判,有时兄弟俩还互支持对方,于是两人同时被贬。
苏辙被贬之后,不再妄议朝政,而是谨慎低调地做着新工作。苏轼则不然,大有赌气的姿态。加上他平时好卖弄才学,经常作一些尖刻薄文,用来挖苦其他官员。结果树敌太多,兄弟二人双双被贬出京,天各一方,他们便以诗文传递排解心中忧愁,从而留下大量他们兄弟互助之情的“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无良朋”“扶我则兄,诲我则师”的传世名句。
后来,他们兄弟再度遭遇重挫之时,芳子轼被贬海南,苏辙四次上书,要求陪同哥哥苏轼外贬他乡,虽未被准许,后来才终于被贬到广东雷州与他多灾多难的哥哥隔海相望,充分体现了兄弟之间的情深。
到海南,到广东,兄弟二人在同时赴“流放地”的路上相遇,纵然际遇如此惨淡,却能始终兄弟相伴,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苏轼病逝前因见不到苏辙而遗憾,苏辙一手操办哥哥丧事,并作情真意切墓志铭,承担抚养苏轼子孙的责任,将两家上百口人居一处。苏辙当时也处于晚年再度被贬的窘况中,收入锐减,养活自己一家已是极为不易,况且他也是年近七十的高龄老人,其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
两家老小在他们兄弟亲人情怀感染熏陶下,形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良好家风。对于他们兄弟情义,史有公论:撤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近古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