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跨越两千年；邂逅，司马迁密码。

《史记》中能够挤入“列传”的都是各方面杰出的代表人物，或为将，或为官，或学术研究，或卜筮经商，或游侠刺客，或望族后代……总而言之行业翘楚。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

万石君石奋便是如此。

石奋混迹朝堂，从公元前205年跟随刘邦，跨越三代，直到汉景帝晚年归老，绝对是政坛不倒翁。

但是，论军功，高祖功臣侯榜上无名；论家世，非名门望族，“家贫”；论才能，“无文学”，政治上毫无建树……石奋凭什么进入司马迁的“青眼”呢？

从《石奋、卫绾等列传》中发现，其实就一个字“谨”。

“谨”字在古代汉语词典释义比较多，有以下六种：小心，谨慎；慎重，重视；恭敬；善；严禁，防止；严密。

石奋的“谨”表现了为人处世的态度——“小心，谨慎”；因为身处官场其中不缺乏“恭敬”的成分。

因为石奋恭谨的表现，没有政绩却也熬到了“诸侯相”位上；因为“驯行孝谨”，所以四子都官至二千石；因为以孝谨为家风，子孙相继十三人为二千石官吏……走进《史记》，看看司马迁如何记录这一“庸才”的。

论出身，平凡的“三无”

“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司马迁对石奋的介绍，明确不是名门望族。“赵亡，徙居温（今河南温县）”，秦灭赵之后，石奋跟随家人迁居到温地。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石奋搬家之后，命运随之改变了。

“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河南北部）”，公元前205年，刘邦向东进攻楚都彭城，经过河内时石奋加入了汉军。“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石奋当年才十五岁，给刘邦当了勤务兵。

“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刘邦对石奋进行“面试”，特别受用石奋恭敬的态度，就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呐？”司马迁为介绍石奋家世背景，不排除假设这个面试场景的可能。不过，“恭敬”是石奋性格贯穿始终的关键词。

“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石奋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说明不是名门望族，也不是贵族后裔。

刘邦问是否愿意追随，石奋表示会竭尽全力。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抉择很重要。石奋的选择注定了一生的幸运。

“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美人”是古代皇帝妻妾中级别较高的一类，随后石奋全家搬迁到长安城外戚住的地方，“以奋为中涓”，石奋被提拔为“中涓”。“中涓”虽是洒扫庭除的小官，却是皇帝近侍。

“其官至孝文时，积功劳至大中大夫”，石奋从刘邦到孝文帝时，竟然爬升到大中大夫。“大中大夫”，郎中令的属官，掌议论。

石奋的“功劳”是什么呢？

要说军功，石奋较早追随刘邦，如果有军功肯定会出现在功臣榜；汉文帝时代军功机会也不会多。从司马迁的的记录来看，石奋的“功劳”与这些无关。

要说政治建树，从刘邦到刘启一直奉行清净无为，“萧规曹随”便是例证，所以根本不可能。

要说治世才华，可惜石奋“无文学”。“文学”指文章典籍，石奋对诸子百家学说一窍不通。

所以说，石奋的“功劳”纯属子虚乌有，官场爬升的关键是混资历。当然，还有必不可缺少的“才干”：“恭谨无与比”——恭敬、谨慎没有人可以比得上。

万石君，四子皆尊宠

汉文帝时，原太子太傅东阳侯张相如免职回家。“选可为傅者，皆推奋”，汉文帝继续给太子刘启（后继位为汉景帝）选老师，大家都推荐了石奋。

“及孝景即位，以为九卿”，孝景帝即位后，石奋为九卿之一。“九卿”为次于“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官吏。

“奋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皆以驯行孝谨，官皆至二千石”，石奋四个儿子，老大石建、老四石庆，而老二、老三没有什么名气或者事迹，又或者遗失了姓名以“甲、乙”代替。

汉朝时，官吏领取俸禄不是以工资形式结算，而是直接给粮食。顶级的“三公”及大将军的俸禄号称万石，其次，九卿、诸侯相、各郡太守等官吏为二千石。

从俸禄来看，石奋的四个儿子都位居高官。而“驯行孝谨”是鉴定评语，这四个字理解为品行端正，孝顺父母，办事谨慎。

所以，汉景帝说，“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石奋以及四个儿子俸禄加起来正好凑足了一万石，石奋的“万石君”就是这么来的。

“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当石庆做丞相的时候，在子孙中从小官到二千石的共有十三人。“及庆死后，稍以罪去”，到石庆死后，有些人因为犯罪而被免职，“孝谨益衰矣”，孝顺谨慎的良好家风越发衰落了。

虽然，司马迁对石奋一家揶揄嘲笑不断，但在落笔结尾之际仍推崇石奋“孝谨”的家风。只不过，石家在政治上无作为，对他们“尸位素餐”又有些不耻。

“迫近，惮之，徙奋为诸侯相”，汉景帝即位之后，对近在身前的“帝师”石奋有点忌惮，所以打发到外地辅佐诸侯王去了。以石奋的性格，无论是一板一眼的恭谨，还是条条框框的规矩，对汉景帝来讲简直就是约束。

“孝景帝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汉景帝晚年，石奋拿着上大夫的俸禄回家养老。一年中定期朝会时，以大臣的身份参加朝见。

石奋的确是高寿，熬死了刘邦，熬过了汉文帝刘恒，熬走了汉景帝。司马迁为何没有对孝惠帝、高后期间的石奋做记录呢？高后究竟怎么对待石奋的姐姐呢？石奋又是如何躲过了高后杀戮呢？司马迁虽然都没有说，大概因为“谨”，躲过了灾祸。

为人父，以身作则教子

石奋教子完全是以身作则。即使是子孙犯了错，不打也不骂，而是自己绝食，让孩子自省反思。

“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已成年的子孙在身边的时候，即使是闲居在家，他也要穿戴整齐，显示出严整的样子。“童仆如也，唯谨”，连仆人们也都非常恭敬，特别谨慎。可以想象，这家庭氛围如何了？

石奋的子孙辈做了小官，回家看望他，“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一定要穿着“朝服”接见，而且从不喊他们的名字，应该是以官职称呼。此举旨在培养子孙习惯，谨慎对待同僚。同时，借机观察子孙是否存在“纰漏”，接人待物有差池。

子孙中但凡有人犯了错，“不谯让，为便坐，对案不食”，万石君既不打也不骂，而是坐在侧旁的座位上，绝食“抗议”。“然后诸子相责”，其他的子孙批评那个犯错的。“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再通过族中长辈求情，犯错本人裸露上身表示认错，并表示坚决改正才可以。

子孙犯了错，石奋既没有指明错误，也不是指导如何改正，而是绝食逼迫他们批评和自省。如此，作为太子太傅，石奋到底是如何教导太子的呢？

“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必式”是指扶着车厢前的横木，“下车”、“必式”表示敬意。每经过宫门，石奋必定要下车小步快走；在路上看见皇帝的车马必定起身致礼。

石奋被推荐为太子太傅证明了两点：其一，教导太子需要的是石奋的人品，而不是学问；其二，刘启同学很不好教育，不然张相如也不至于被免。

石奋这么恭敬有礼却没有给太子做好教育，或者说榜样作用不明显。张释之在司马门扣留太子说明太傅失职，不管是张相如还是石奋。另一个层面来说汉景帝太顽劣，难以驯化教育。

“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万石君家风因为“孝谨”在所居住的郡国出名。“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即使是齐鲁行为诚朴的诸多儒生，大多都自愧不如。

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良好的家风，对下一代有着深远的影响。万石君“孝谨”家风对儿孙的影响较大。汉初军功选拔官吏退出后，举孝廉成为汉朝选拔官吏的一条通道，所以万石君家能够“尊宠集门”。

为人臣，不言而躬行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公元前139年，王臧因为推崇儒学而获罪免职。“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郎中令”皇帝侍从、警卫最高指挥官，相当于御林军统领；“内史”执掌京师。从这两个职务来看，石建、石庆两兄弟备受汉武帝信任。

“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窦太后认为儒生言语大多文饰浮夸不够朴实，而万石君一家不善夸夸其谈，而身体力行的做事。当然，这从侧面反映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后，仍然受制于窦太后，自己的施政纲领无法贯彻落实。

“皇太后”是窦太后，汉武帝刘彻的奶奶。《外戚世家》中说过这老太太“好黄帝、老子言”，所以无论是汉景帝或者太子刘彻，还是窦姓贵戚都被迫读《黄帝》、《老子》，推崇道家学说。

所以，由此得知石家受尊宠得益于“谨”，不多事，不多言，老老实实的干事或者说不干事，“宁可无功也不可有过”。

石建担任郎中令，有事要向汉武帝进谏，“屏人恣言，极切”，避开他人畅所欲言，非常的恳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到了在朝廷上觐见时，像“哑巴”不会说话似的。

石建曾给汉武帝呈报奏折，奏折批阅之后，石建逐字阅读发现自己写“马”字少了一笔，“‘上谴，死矣!’甚惶恐。”皇帝会责怪死我的，表现得万分惊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他在处理其他事情时，态度也是这样子谨慎。

从石建为官足以看出石奋的谨慎，谨慎到这种程度究竟对政治、经济有无贡献，那都不重要了，而有人唯独喜欢这样子的谨慎——十足奴才相，“是以上乃亲尊礼之。”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从负责京城治安的内史到给皇帝驾车的太仆，太仆为九卿之一。所以，石庆职务又升官了。

“御出，上问车中几马”，给皇帝驾车出行，皇帝问车中有几匹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石庆举鞭数马，举手作答。

司马迁描写得很细腻，这些细节无非体现石庆谨慎。“庆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即便如此，石庆在几个兄弟中最爽快简练的，还这么仔细。

为人子，恪守孝道

万石君的子孙都很守孝道，这点在汉初全国闻名。其中，长子石建是最孝顺的，甚至超过万石君。古话说“不知其父，视其子”，通过儿子的表现能看出来他父亲的为人。看看司马迁如何记录石建、石庆恪守孝道的。

“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元朔五年为公元前124年，公元前205年石奋十五岁，算起来九十五岁高龄，绝对是高寿。

“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石建对高龄老死的石奋仍然悲哀哭泣，靠手杖才能行走。“岁余，建亦死”，一年之后石建也撒手人寰。

其实，按照估算石建也应该是古稀之年了，西汉在这个年龄老去也是寿终正寝。司马迁为了烘托石建孝道，附在石奋死后，像是悲伤过度而故去，这未免有些牵强。

石建头发花白的时候，万石君仍然健在，石建在郎中令任上，隔五天休假回家看望父亲。“入子舍窃问侍者”，石建先到小房子私下里询问仆人父亲的情况，然后“取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涤”。“中裙”是内衣裤，“厕牏”是便器。石建经常偷偷地为父亲洗涤内衣和冲洗便盆，还不让万石君知道。

石奋搬出外戚居住地方，“徙居陵里”，并没有因高官厚禄而招摇过市。“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石庆在外应酬喝醉了，回家的时候到了大门口没有下车。估计石庆醉酒，头晕眼花，难以行走，所以车直接拉到门口。

“万石君闻之，不食”，石奋听说之后，坚决不干了，绝食。在石奋心目中，到外门不下车，有点炫耀的意思，太过招摇过市，这绝对是不容许的。

“庆恐，肉袒请罪，不许”，石庆对父亲绝食担心了，当然更是对自己过错心存内疚，所以裸露上身“负荆”请罪的意思，但是石奋并没有因此原谅他。

“举宗及兄建肉袒”，全部族人以及石建为石庆请罪，石奋守着全部家族成员批评道，“内史是权贵之人。进入乡里，乡里的长者都要避开让路；而内史却坐在车中自在逍遥，应当的。”

父亲的讥讽犹如打脸。自此之后，石庆和其他孩子进入里门，下车，小步快走回家。这也是孝道，对父母教诲坚决遵从。

这个小故事，石奋教子体现的是谨慎做人，不张狂、不招摇、不炫耀，低调做人。石庆请罪则表现出做子女的孝顺，能够顺从父亲心意。正是因为万石君低调，谨慎做人，所以不至于招致不满，更不会四处树敌，所以满门尊宠而不被嫉妒，能够屹立政坛不倒。

为官，政治上毫无建树

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石庆从沛县太守转任为太子太傅，七年后又升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即公元前112年，丞相有罪被免职，石庆从御史大夫调任为丞相。

此时，汉武帝对外四处用兵，征讨朝鲜、匈奴、大宛、两越；汉武帝对内则巡狩封禅，大兴礼乐，所以“公家用少”，即国库缺钱了。

因此，桑弘羊等致力于增加财政收入，王温舒等严厉执法，倪宽等发展推广儒学，九卿互相配合治理国家，汉武帝带领下各位大臣恪守职责，整个国家机器运转良好。所以，许多事情都不取决于丞相，“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丞相只是唯唯诺诺，恭谨小心处世罢了。

司马迁毫不讳言石庆作为丞相纯粹是摆设，“在位九年，无能有所匡言”，如此竟在丞相的位置上待了九年，而没有任何建言献策。石庆大概也不想“尸位素餐”，曾经想惩治皇上的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的罪行。岂料，“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不仅没有治服对方，反而因此受到惩罚，最后只好花钱赎罪了事。

元封四年中，关东难民有二百万人，没有户籍的流民有四十万，公卿们打算请皇上迁徙流民到边境地区来安置他们。“上以为丞相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汉武帝认为石庆年老谨慎，不能和他商议国事，于是便赐他告老还家。“而案御史大夫以下为请者”，对御史大夫以下的大臣要求迁徙流民的人查办治罪。

石庆对自己不能尽职而感到惭愧，于是留了一封辞职信，内容如下：

“庆幸得待罪丞相，罢驾无以辅治，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

石庆辞职信的意思为：“我承蒙宠幸得以位居丞相，可是自己才能低劣不能辅佐陛下治理国家，以致城郊仓库空虚，百姓多流离失所，罪该处死，皇帝不忍心依法处治我，我愿归还丞相和侯爵的印信，请求告老还乡，给贤能的人让位。”

汉武帝看了石庆的信，又给回复了如下内容：“仓廪既空，民贫流亡，而君欲请徙之，摇荡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归难乎？”

汉武帝意思为，“粮仓已经空虚，百姓贫困流离失所，而你丞相却要请求迁徙他们，社会已经动荡不安了，社会的动荡使国家发生危机。在这种时候你却想辞去职位，你要把责难归结到谁身上呢？”

石庆看到这封信之后，惭愧不已，辞职想法作罢只好，“遂复视事”，又重回丞相岗位继续干活，实际上是“背锅”。因为汉武帝期间，被撤职最多的便是丞相。

汉武帝刚开始有让石庆告老的想法，为什么一封信改变了主意？而这两封信往来到底含有什么深意呢？无论是原文，还是白话文，多遍诵读没有参透其中奥妙。大概应该放在当时背景中去理解其中奥妙了。

“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石庆除了细扣律法条文周密谨慎之外，并没有大作为和为百姓说话的表现。

此后又过了三年，在太初二年，即公元前103年，石庆去世，赐谥号恬侯。石庆次子石德继承了爵位。石德后来做到了太常，因为触犯了法律而判处死刑，“赎免为庶人”。

结束语：

司马迁对石奋一家的记录不厌其烦地使用了“谨”字，“恭谨无与比”、“驯行孝谨”、“唯谨”、“孝谨”、“谨慎”、“醇谨”、“老谨”、“文深审谨”……所以说“谨”字是石家传承的因子，小心谨慎，低调做人，不多事，不做事，碌碌无为……如此保持政坛不倒。这未必是司马迁推崇的。

“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石奋恭敬无比“作秀”表现出“庸才”的迂腐；“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石建的虚伪暴露了皇帝的“伪善”；“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石庆的小心拘谨显示出一副忠诚的奴才相。

万石君一家不学无术，谨小慎微，虚伪矫饰，无耻可笑之至。万石君的出现纯粹是封建专制产物，皇帝需要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正是由于庸才、奴才占位，从而阻挡了有才干的人“百无一用”。

司马迁大费笔墨嘲笑石奋一家子，安排在“冯唐易老”之后，从列传顺序地排列上，也可以很好地琢磨一下司马迁的用意。

自古以来，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画荻教子等诸多教子有方的佳话，《三字经》称颂“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戏剧《打金枝》对郭子仪忠厚传家的演绎……为何石奋“孝谨”家风没有流传呢？或许源于司马迁的讽刺和揶揄，说唱者鄙视万石君一家的奴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