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99年,继洪昇《长生殿》后,孔尚任创作的传奇剧本《桃花扇》脱稿。这是一部以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反映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剧。
明末清初,在经历了社会的大变动之后,民族矛盾更加激烈,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开始追寻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这一时期文人创作传奇戏曲成风,在众多的传奇之中,唯有《长生殿》《桃花扇》独领风骚,时人称洪昇、孔尚任为“南洪北孔”。他们在自己创作的历史剧中,各自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他们是清初文坛耀眼的双子星座。
然而,《桃花扇》上演后获得轰动效应,孔尚任的命运却从此改写。
御前讲经,被破格擢为京官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号云亭山人。出生于1648年,山东曲阜人,孔子的第64世孙。年少时就读于曲阜县北石门山中时,就广采逸闻轶事,准备写一出反映南明兴亡的戏曲。他对即将开始的传奇创作充满自信,说自己所写的戏是孔子的“正雅颂”,对历史的叙述用的也是孔子的“春秋”笔法。
鼓词作家贾凫西是他父亲的朋友,年少时他就喜欢听贾凫西的说鼓词。贾凫西两度辞官回乡说鼓词,佯狂不羁,不容于乡党。孔尚任对他执弟子礼,说他的鼓词“文字雅俚庄谐不伦,颇类明之李卓吾、徐文长、袁中郎者,乡人多不解”。
他从贾凫西的《木皮散人鼓词》里得到灵感,那就是以“雅俚庄谐不伦”的通俗手法,演绎宏大的历史叙事。他对贾凫西尤为感怀,后来特意在《桃花扇》中设计说书艺人柳敬亭,这个角色就有贾凫西的影子。《听稗》中的鼓词,一字不差的就是贾凫西的《木皮子鼓词》。
1684年,康熙帝南巡回京时路过山东,特意到曲阜祭祀孔子。孔尚任被荐举在“御前”讲经,就是给康熙讲解《论语》,很得康熙的褒奖,被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国子监总管全国各类官办学校,除设监事大臣、祭酒外,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可见康熙对他的欣赏和拔擢。
做了京官后,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出差淮扬,疏浚黄河海口,到1689年冬天才回北京。其间,他结识了冒辟疆、邓孝威、杜于皇、石涛等名士。公务之余,他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登燕子矶、游秦淮河、过明故宫、拜明孝陵,还到栖霞山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一路走来,感慨良多,南明故迹故址深植脑海,构思中的《桃花扇》有了更扎实丰富的素材。
当时清朝政权已经稳定,明末清初经济萎缩的状况也得以恢复和繁荣。作为帝都的北京,戏曲的演出自是非常频繁。1694年,孔尚任与顾天石合作创作的《小忽雷》在景云部演出。这是一部爱情故事,作品不是十分成熟,但这部传奇开端的三支散曲《逍遥游》《金菊香》《梧叶儿》,倒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孔尚任在北京冰冷的官宦生活:“侨寓在海波巷里,扫除了小小茅堂,藤床木椅。”“偏有那文章知己,剥啄敲门来问你。”“喜的是残书卷,爱的是古鼎彝,月俸钱支来不勾一朝挥。”可见他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心境。
在调任户部主事5年之后,孔尚任升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1699年,他在经过10余年的精心构思、金淘沙拣,《桃花扇》终于在这年六月(农历)脱稿。京城争相上演,反应极佳。剧中的人物和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人心,南明的亡国之痛,令人感慨万端。
付诸笔端,南朝无限伤心事
1644年,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明王朝顿时灰飞烟灭。是年五月(农历),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称帝,是为弘光帝,仍续明朝,史称南明。
南明王朝拥有中国南部各省,南京又踞长江下游形胜之地,是明朝200年的陪都,对南方各省仍有号召力。清军初入关的兵力也就10多万,占地也不过关外和冀、鲁的部分州县。如果南明王朝能卧薪尝胆、同仇敌忾,虽一时不能北伐,但也可如东晋、南宋那样,划江而治,徐图恢复。
南明初建,清军便渡河南下,列镇望风而逃,扬州失守,南京跟着陷落。南中国百姓寄予厚望的南明王朝,仅仅支撑了一年,便土崩瓦解。后来,虽又有鲁王、唐王、桂王相继建立小朝廷,可都是短命王朝,真可谓:“南朝无限伤心事,都在残山剩水中。”
南明王朝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为何如此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当时的许多文人、学者都在寻找答案。孔尚任另辟蹊径,以传奇戏曲的方式创作的《桃花扇》,揭示了王朝没落的内在原因。
《桃花扇》开篇就展开了复社文人陈定生、吴次尾等对魏忠贤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斗争,这实际上是明万历、天启以来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的继续。陈定生、吴次尾等复社文化人继承的是东林党人的精神,代表的是新兴进步力量。阮大铖等继承的是魏忠贤等阉党的衣钵,代表的是腐朽、没落、反动的势力。
当时,南明王朝赖以守土的是黄得功等四镇,可由于内部的派系矛盾,大敌当前,他们不能一致对外,反而为了争夺扬州地盘起内讧。江淮一带,千里空虚。当清兵南下时,只有史可法孤军奋战。“昏主”朱由崧只知“征歌选舞”,兴“党祸”“起奸臣”,南明的半壁江山怎么能维持?扬州失守,南明王朝跟着覆亡。《桃花扇》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注定是“良缘难再续”的悲剧。
在此之前的嘉靖、隆庆年间,梁辰鱼就以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创作了《浣溪沙》,以表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兴亡的历史。明亡后,吴伟业创作了同样题材的传奇《秣陵春》。“南洪北孔”的洪昇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传奇故事,创作出《长生殿》,表现唐天宝前后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这些作品无一不是以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为主线,串演成王朝盛极而衰的大历史,孔尚任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孔尚任在创作上承前启后,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桃花扇》不是借古讽今,而是如他所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
直面南明,《桃花扇》冠绝千古
《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剧中女主角李香君(1624—1654),又名李香,号香扇坠,原姓吴,苏州人。她与董小宛、陈圆圆、柳如是等被称为“秦淮八艳”。其父为官,因是东林党人而被迫害,家道败落后随养母漂泊异乡,并拜师学艺。音律诗词、丝竹琵琶,无不精通,尤擅南曲,歌声甜韵,深得文人雅士的追慕。
剧中男主角侯方域(1618—1655),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户部尚书侯恂之子。其祖父、父亲都是东林党人,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罢黜。侯方域为明末清初散文家,与冒襄(字辟疆)、陈贞慧、方以智合称“明末四公子”。明亡后流落江南,因参加清初科举考试而受时人讥讽:“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李香即李香君,桃花即《桃花扇》。
侯、李二人不仅在才华、容貌上互相倾慕,而且他们还有着共同的政治态度,这在同类题材的传奇中十分罕见,而这恰恰能够起到“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的社会效果。
《桃花扇》的故事梗概是:
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相爱。阉党阮大铖意欲结交复社,通过杨龙友暗中出资助侯、李结合。李香君怒却妆奁,侯方域亦拒绝阮的拉拢。后来,侯方域遭到诬陷,避祸来到扬州投奔史可法。阮大铖迎立福王,得掌大权,迫害复社士子,逼嫁李香君。李香君不从,以死相抗,血洒侯方域所赠之宫扇。杨龙友感慨万端,将扇上斑斑血迹,点染成朵朵桃花。清军南下,史可法沉江殉国。侯、李各自流落,后在栖霞山相逢,相约遁世出家。
孔尚任出生于清初考据学极盛时期,清初考据学家实事求是研究经史的态度,对他的影响极大。洪昇的《长生殿》是借遥远的唐代,讽喻当代,用的是浪漫主义手法;孔尚任的《桃花扇》则直面现世,以真人真事进行文学创作,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善恶分明,爱憎强烈,是我国文学作品的优良传统,《桃花扇》传承的正是这一传统。传奇借柳敬亭的鼓词道出了他的创作态度:“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班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此乃补救之微权,亦是褒讥之妙用。”
古人习俗,男女相爱应互赠信物。宫扇就是侯、李的爱情信物,扇上题有侯方域给李香君的诗:“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诗扇见证了侯、李悲欢离合之情,从而串演出王朝兴亡的历史,这在当时的传奇作品中别树一帜,实是我国戏曲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罢官归里,事在莫须有更悲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在户部任上完成的,当康熙得知后即让他送呈御览。康熙看到南明覆灭的剧情时,当即产生共鸣。吴梅在《顾曲尘谈》中说,每每看到《设朝》《选优》等出,康熙都会皱眉顿足地说:“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
康熙又是矛盾的,写尽南明兴亡的《桃花扇》,从中可知得失兴亡的历史教训,引以为鉴;但对抗清将领的褒奖,对南明王朝所唱的挽歌,又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尤其上演后引起的轰动效应,更是令康熙及朝廷不满。
第二年,也就是1700年春,孔尚任就因一件疑案而被罢了官。孔尚任的罢官,记载得含糊其辞,但是作为当事人的孔尚任自是心知肚明。他在给好友刘中柱的诗里说:“身当无奈将何隐,事在莫须有更悲。”
被莫名其妙地罢了官,心中的怨气何以倾诉?“挥泪酬知己,歌骚问上天;真嫌芳草秽,未信美人妍”,这首诗表达的就是孔尚任难以压抑的愤激情绪。
罢官后,孔尚任又在北京逗留了两年多。他广交好友,任侠仗义,当时名闻京师的侠客王源说他是“以文章博雅重于朝,羽仪当世,而孜孜好士不倦。……凡负奇无聊不得志之士,莫不以先生为归。先生竭俸钱典衣,时时煮脱粟沽酒,与唱和谈䜩,酣嬉慰藉”。在帝都京城,如此张扬的风格自然要招惹嫉视。
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寄孔东塘》中说:“先生以诗酒去官,正如柳屯田奉旨填词,自是千秋佳话。”这是在告诉人们,“诗酒”只是幌子,如同柳永奉旨填词一样,乃是一个文字冤案。孔尚任再清楚不过的是,罢官是因为祸起《桃花扇》,他在诗中写道:“送我诗发温厚情,方外亦惧文字祸。”“命薄忽遭文章憎,缄口金人受诽谤。”
暖红室本《桃花扇·题辞》说得更明白:“由来贾祸是文章,公子才人总擅场。一片痴情敲两断,还从扇底觅余香。”因御前讲经而深得康熙的青睐,孔尚任可以由一名“胡子童生”做上京官。同是一个康熙,又可以因《桃花扇》犯了禁忌,而让孔尚任丢了京官,这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桃花扇》虽然没有一句反清的语句,可它关于南明覆亡的描写、界线分明的爱恨情仇,如《劫宝》中骂降清叛将是“真贼党”、《沉江》中歌颂史可法、《余韵》中骂由明入清的官员是“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遗老缩龟头”,这些明末遗老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传奇里都表述得明明白白、淋漓尽致,康熙听了怎能不刺耳不反感?
但康熙不想背“以文字罪人”的黑锅,况且他对《桃花扇》的态度又是双重标准,一方面,愿意接受所揭示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它所呈现的反清复明的思想情绪,又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康熙要维护自己圣明君主的形象,不能以文字犯禁而治罪,只能以别的不明理由来处罚孔尚任。
同朝因戏曲而触怒“龙颜”的,还有“南洪北孔”的洪昇。洪昇的《长生殿》是借古讽今,受的是下狱、革去国子监生籍的重罚。孔尚任的《桃花扇》是直面明清朝代更迭的残酷现实,当面锣对面鼓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更直接更刺骨。比之洪昇,孔尚任幸运得多了。这是因为康熙要标榜尊孔崇儒,而孔尚任就是孔子的后裔,任何人的面子都可以不给,可孔夫子的面子,康熙则不能不买账。
罢官两年多后返回故里,孔尚任沉寂了六七年,之后在津门诗人佟蔗村的帮助下,《桃花扇》刻板印刷。1718年,孔尚任病逝于曲阜石门家中,享年70岁。除《桃花扇》外,他还留下了《湖海集》《出山异数记》《享金簿》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