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这句话乃是北宋名臣包拯的遗训。大意为训诫后世子孙，如果为官一定要清廉自守，违者生时要逐出家门，死后不得葬入家族墓地中。如果后世子孙不遵从这条遗训，那么就不是我包拯之后！

与那些篇幅颇有规模的家训相比，包拯的家训可谓短之又短，而且只论述了一点——清廉。

在后世传说中被神化为“包青天”的包拯，为何只留下如此一句家训？是否与他所经手的那些贪腐案件有关？还是家风传承使然？

举世皆浊我独清

包拯出生那一年，正碰上辽军大举南侵。当时北宋第二代帝王宋太宗刚刚去世，继位的宋真宗还没怎么熟悉情况，辽军趁机来犯，骑兵长驱直入，北方宋军大多只能退守城中，任其铁蹄蹂躏大地。

辽军兵锋一度深入山东济南一带，离包拯的故乡庐州并不太远，如果继续打下去，那么包拯有可能小小年纪就夭折于战火之中，也有可能离乡背井成为一个流民。

幸好这场战争结束了。包拯五岁时，宋辽缔结澶渊之盟，此后一段百年和平降临。包拯遇上了一个太平时代。

虽然澶渊之盟的本质就是给人家付钱消灾，对于大宋王朝而言，这种方式很有些伤颜面，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宋辽两国的老百姓确实因此逃过了战祸之苦。

太平时代与战争年代的区别，太多太多。“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总的来看，当然是太平远好过战争，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这些都是太平年代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凡事有利有弊，封建王朝的太平日子过久了，也会有一些毛病，比如社会风气会逐渐变得奢靡浪费，官员队伍的腐败指数也会有显著上升。尤其是喜好享乐、手拿高薪的北宋官员，更是很快就变成了遍地的贪官污吏。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包拯，可以说自小便接触到了繁华，也看到了繁华之下的污秽。

包拯的家世还算显赫，祖上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仕途经历，但比较有钱，算是中等规模的地主。到父亲包令仪时，便开始出入朝中，在多个职位上干过，其中包括敏感的钱粮财政事宜，为官当是颇为清廉，让出身大户人家的包拯并未生来骄矜，而是深受父亲的言行熏陶，很小便有了明确的善恶判断。

包拯家教也十分优良，在四书五经上的训练也早就展开，故而天资不错的包拯得以在二十九岁时便一举考中进士，还是名列前茅。仕途的第一份官职就是差不多等于六品的县令，在当时算得上罕见，前途不可估量。但包拯却因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古训而暂时放弃了这段锦绣前程，回去侍奉他那多病的双亲。由此也可以看出，包拯根本就非贪图功名利禄之辈。

这一暂停就是十年。七年之后，父母离世，包拯按礼守孝三年，之后，他再度踏入仕途。

在这十年时间中，看似远离仕途的包拯，其实一直在思考自己将来的官要怎么当，并写下一首诗来明鉴自己的思考结果，其中便有“毋遗来者羞”一句，意为做官不能留下骂名让后人蒙羞。已有几分开篇那句家训的精神。

包拯做了差不多二十六年官，地方、中央都干过，一度还做得颇大，到了副宰相级别。虽然后世各种传说中，他化身为一个能断各种疑难案件的神探，但在历史上，断案其实并非包拯的主要工作，更多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类似魏徵的谏臣而存在。

当时北宋皇帝乃是宋仁宗，治国也不能算是无方，各方面都很有成绩，从他死后那一长串谥号就看得出来：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全是好词儿。在历史上，他所在位的时间也被称为“仁宗盛治”，真是一个太平盛世呢。甚至还有记载称，这位太平明君的威望让那辽国皇帝都极为仰慕，听闻其去世的消息，辽国皇帝痛哭流涕，不仅为其在遥远的北方修了一个衣冠冢，还遗令后代辽国皇帝都要将这位宋朝皇帝当祖宗一样供奉……

但事实上，在这位明君治国期间，北宋官吏队伍的腐败问题极其严重，最严重的问题则是他对严重的贪腐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乃至索性听之任之——随便你们混，反正这是太平盛世，不缺钱让你们贪。

太平盛世的富裕能不能填饱天下贪官之胃口？宋仁宗或许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有一个人觉得很有问题。这人就是包拯。

包拯做监察工作时，多次就一些贪腐问题直接向宋仁宗发起建议乃至批评，有时这种批评强烈到了“逆龙鳞”的危险程度。如当时有一个贪官名叫王逵，所到之处不仅横征暴敛，还用残酷手段对待起来反抗的百姓，乃至激起了武装暴动。王逵一调走，当地老百姓就张灯结彩，欢呼送走了瘟神。对此，上级不但不予以查处，反而还让王逵连连高升，甚至将多个重要官职都弄给他来兼任。

王逵显然朝中有人。此前也有人检举揭发他，但都是不了了之，到了后来“识趣”的人也学宋仁宗，听之任之了。包拯对这个土匪一样的官员连续发起七次控告。之所以次数如此多，就因为那王逵也不知哪里来的本事，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神秘后台，每一次被控告后，宋仁宗都是打哈哈了事。实在是糊弄不过去，就草草地撤两个职了事，不久却又给他添加上更多的职务。

按照北宋官场的规矩，如此一个明显很有来头的官员，包拯你就不要继续纠缠下去了。但在包拯看来，正因为你是一个如此有来头的贪官污吏，我才非要将你告下去。但最终还是没有告下去，包拯应该灰心了吧？不可能。

包拯之所以留下那样一番家训，就因为他对清廉的看重，让他不会因为帝王的昏庸而封起自己的嘴，他要尽到他对清廉的那份责任和义务。此后他依旧是本性不改，屡屡向宋仁宗“发难”，甚至有时争论到君臣二人面红耳赤，口水都喷了人家一脸。

在监察工作之外，那些贪官污吏、达官贵人更是一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浑身不爽。包拯过得清廉俭朴，两袖清风，行贿送礼通通不管用。对于同僚那些“生财之道”，则是深恶痛绝。须知当时官员贪腐严重到了一些压榨百姓的事情，竟然都变成了一种公开的制度在施行，如名为科配的杂税，就是地方官员在征收常税时可以随意加派，流入自己腰包。包拯不收这种民脂民膏，也容不得那些贪残官吏收。在成功劝说宋仁宗罢免几个地区的科配杂税后，进而要求罢免全国范围内所有此类贪污项目，引得朝野震动，贪官污吏无不咬牙切齿。

当这位清正严明的官员出任相当于首都市长的权知开封府时，更是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给那些为非作歹的权贵好好地上了一课。天子面前权贵多，开封便是如此，这些人喜欢附庸风雅，便在城内河流上修起不少亭台楼阁，以在那里嬉戏打闹、吟诗作对，结果多到了堵塞河道的程度，一来大雨，河道便形成洪水，祸害极大。

这些违章建筑因为主人的身份高贵，历任首都市长都很“识趣”。等到不“识趣”的包拯一来，立马拆了个干净。知道这是个连皇帝都敢批的棘手人物，便有权贵想“依法办事”，拿出地契称这是朝廷批了的。不拿出来还好，一拿出来就被包拯识破真伪，还进而直接告到了皇帝面前去，吓得生事者赶紧跑到宫中求饶去了。

其为官如此，其所经历的北宋官场又是如此腐败，也难怪他会在家训中严厉告诫子孙不得违背清廉二字。他担忧子孙在这种环境下沦为贪官污吏啊！

子孙代代传美名

包拯有子二人，不过长子包繶早逝，继承者乃是其次子包绶。

包绶乃是包拯老来得子，包拯去世时，包绶年不过五岁。虽然家中人丁不旺，但包家门户颇大，按照当时的风俗，过继一两个子嗣给包拯不成问题，但事实却是包拯死后丧事都很清寒，未见有亲戚好友前来帮衬的记载。大约与包拯的这些亲戚曾经仗着包拯的名头在家乡为非作歹，却被包拯严惩有关。看来不仅包拯立下的家训并未被这些人所接受，甚至连起码的亲人之情都没留住几分，真是遗憾。

但包拯有一个好儿媳。包拯儿媳乃是崔氏人家，在自己的夫君也就是包拯长子早逝后，她并不缺少改嫁的条件和机会，但她似乎不忍见如此一个清廉好官孤独终老，自愿留于包家，更将年幼的包绶视若己出，辛苦抚养，更悉心教导其不能忘了父亲的教诲。

不过包绶并未有饥寒交迫的童年。因为宋仁宗前来吊唁这位老臣之时，发现其虽然位高权重，却是那样清贫，留下孤儿寡母，更加显得可怜，于心不忍之下，便厚赏了许多财物，还直接让小小年纪的包绶享受他哥哥的官职待遇。

与同龄人相比，不用考试便能自幼当官的包绶，可算是“官二代”了，但他却不会长成当时许多腐化堕落的“官二代”那样，因为他那监护他的嫂母，一直以他父亲的精神特别是父亲的家训，在训诫他、指引他。

北宋取才，注重科举，像包绶这般直接继承而来的官员，其实并不为朝廷所看重，只是在经济上、名誉上的一种特殊待遇。但包绶得到了父亲生前好友、宰相文彦博的帮助。这位文彦博是历经四朝、为官近五十年的资深朝廷人士，有精深的从政智慧和广泛的人脉网络，特别是性情谦和，待人接物很有贤者风范，对于包绶更是指点甚多，是他的一位良师。而成人之后得以出任地方官员的包绶，在真正踏入仕途时，也没有让人失望，一到任上，便展现出清廉严正的包氏风范，既不会摆“官二代”的架子，也不会对人逢迎，在干出了一番政绩的同时，也为自己博得了一番好声名。

在多人推荐之下，包绶又调入朝中为官，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再度外放，多有政绩，清风所至，无不赞叹这是“名臣之后”！遗憾的是，这位颇有其父之风的好儿子，却在四十七岁时就匆匆离世，当时他还在赴任的路上。遗物除了朝廷任命的文书和一些书籍外，钱财部分竟然只有四十多枚铜钱！

当时北宋官员普遍腐化，史称“廉吏十一，贪吏十九”，也就是十个官员九个贪。连区区一个小县的县令，搬家都要大船七八艘装上金银财宝。死前掌管一州钱粮事宜的包绶，却只随身带了如此少得可怜的铜钱。

这样一位好儿子，死后却未能归葬父亲身旁。他没有违背家训啊！正是因为他严格遵循，甚至可以说是发扬光大了包拯的家训，才穷到死后家人无钱财将其遗体送回故乡归葬！直到其子孙长大成人之后，才凑得钱财，将父亲葬回故乡。

包拯的孙子包永年，也是深得家训精神的一位好子孙。虽然这位子孙并未做什么大官，都是县级左右，但清廉美名却是广为人知。由于对地方百姓多有造福，其调任之时，百姓自发起来送行，拉住其车马，依依不舍，这一幕经典的古代百姓送别好官场景，会发生在他身上，就是因为百姓都觉得此人真不愧是包拯之后：“包公之后，信乎有是贤孙也！”令人叹息的是，这位包家子孙走得也颇早，四十来岁就离世而去，否则以他的才干和清廉，在北宋政坛当有进一步的发展。

包永年去世之时，也是极为清贫，史称“了无遗蓄”，其丧葬事宜，还是亲朋好友襄助才得以归葬。此后，包氏子孙历代皆有出仕为官者，且世代清廉，一直牢记先祖的遗训，贪腐二字在这个家族找不到半点生根发芽的空间。延续到今天，这股精神已经化为中华民族廉政文化的一部分，包拯也从一个主管监察的官员，演化为家喻户晓的正义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