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明史》评价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董其昌称赞他说：“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袁枚在诗中说：“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林则徐评价他说“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于谦为何能赢得敬仰、广受赞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具有高洁的品格、深沉的大爱以及无畏的担当，这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清晰地体现出来，其人品与诗品互为表里、交相辉映。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在青年时代写下著名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成为于谦命运的注脚、一生的写照，而“清白”也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底色。在明朝黑暗的官场中，于谦始终洁身自好、清廉自持，如一袭白袍，终生未曾沾染污迹，不仅“下不纳赂”，而且“上不贿要”。公元1444年前后，内阁三杨相继谢世，宦官王振弄权，把持朝政，可谓是“朝廷枢府，布列私人；阉党故旧，把持要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官员对王振趋之若鹜、呼为翁父，而地方大员回京时也多拜见并贿以重礼。当时于谦正巡抚山西、河南，他的下属劝告他回京时也去拜见王振，哪怕带些地方土特产也好。于谦听罢，举起自己的袖子幽默地回答：带有“两袖清风”。为此，他还专门作了一首《入京》：“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其实，历史不仅书写于浩瀚的史书中，也存在于芸芸众生的评判中，“两袖清风”这个典故能够千古流传就是百姓对于谦高洁品格的最高褒奖。于谦自奉俭约，终生廉洁，“及籍没，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明史·于谦传》中的这一段，仿佛是他在蒙冤受死之后对大明王朝的无声告白，读来让人震撼、让人感动。

寸心洁白，可以昭垂百代清芬。于谦行为上的廉洁源于他精神上的高洁。他所看重的不是物欲，而是名节。他在诗中说：“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安用求”。有时，他也能感受到在举世流俗中洁身自好的艰难，但还是像柏树一样“节操棱棱”。其《北风吹》一诗就表达了内心的这种坚毅：“北风吹，吹我庭前柏树枝。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冰霜历尽心不移，况复阳和景渐宜。闲花野草尚葳蕤，风吹柏树将何为！北风吹，能几时？”只要心中坚守着对于暖春的信仰，就不会畏惧严冬的侵凌。于谦时时不忘敦品修德、砥砺节操，在他的诗作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明月清风、茂林修竹、秋菊冬梅这些经典意象。他笔下的夜空“明月扬素辉，修篁散疏影”，他笔下的山峰“幽崖树色经霜古，绝顶松涛入夜惊”，他笔下的秋菊“晚香好在东篱菊，相伴秋霜入鬓华”，他笔下的梅花“清白可能陪雪月，孤高元不惹尘埃”，读来让人感觉表里澄澈、神骨俱清。于谦生活的时代，正是“恢张皇度，粉饰太平”的台阁体盛行之际，但是他的诗歌却别具一格、风致卓然，为当时寂寞的诗坛增添了一股清正浩然之气。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在于谦的诗歌中，有一首诗与《石灰吟》齐名，但其歌咏的对象与清白的石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就是《咏煤炭》：“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煤炭”这个意象在诗歌中很少出现，于谦之所以歌咏它，是因为看中了它所独有的品质，它不仅能够带来“燃回春浩浩”的温暖，而且能够带来“照破夜沉沉”的光明。诗以言志，于谦所追求的就是为百姓苍生带来温暖和光明，其为民的情怀和深沉的大爱是他一生勤政济世的原动力。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都充分说明心无百姓莫为“官”。

公元1430年（宣德五年），于谦擢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从此在太行山脉度过了十数年的仕宦生涯。在此期间，他为了实践“苍生俱饱暖”的政治理想，在晋豫两省“不辞辛苦”地奔忙。他刚刚上任，就“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具疏言之”。为了把问题搞清楚，往往是“朝在太行南，暮在太行北”，甚至除夕之夜也忙于政务，“不是五更闻爆竹，那知今日是新年”。虽然离乡千里、政务繁忙，但于谦也是毫无怨言，“民安足遂中心愿，年壮何妨到处家”。作为地方官，于谦心系黎民，“贫者为宽征，饥者为发粟。善良加抚摩，豪强使慑服。闾里无横科，仓廪有馀谷”。此外，他还兴修水利，筑路铺道、植树挖井、贷粮济贫、施药救难，政绩卓著，境内大治。当地百姓感念于谦的恩德，直呼为“于龙图”，当地流传的歌谣中有“天遣恩官拯二方”之句，足见其民望之高。公元1446年（正统十一年），于谦被王振罗织罪名下狱，后虽获释，但由三品巡抚降为四品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王振迫于压力只好让于谦官复原职。于谦在巡抚任上，心忧百姓、为民请命；当他蒙冤入狱，民众不惧压力为他声援，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幕动人的篇章。

“凛凛英风震百蛮，巍巍砥柱屹狂澜”

于谦在《和何知县交趾死节韵》一诗中写道：“凛凛英风震百蛮，巍巍砥柱屹狂澜。自缘忠义存心正，不惜从容就死难。”这“凛凛英风”的果敢刚毅，“巍巍砥柱”的无畏担当，正可以形容他在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公元1449年（正统十四年），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也先率军进犯明朝边境，王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于谦最初也在随军出征的名单中，但是他上书极力反对英宗亲征，结果王振一怒之下把他从名单中划掉了。这也许是王振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正是这一笔挽救了大明王朝的命运。“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俘，明朝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也先率50万大军乘胜而来，兵锋直指北京。消息传来，京师震动，恐慌蔓延，甚至有官员提议将都城南迁至南京。国家真的到了危难存亡之际，而于谦就是力挽狂澜令金瓯无缺的中流砥柱。风雨飘摇中，于谦站出来了，他满怀悲愤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北京的防守以及对瓦剌的军事作战指挥。首先，他火速调动兵马保卫北京，包括“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以及“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从而缓解兵力不足的问题。然后，他联合众臣拥立郕王为帝，重建领导核心，摧毁了也先挟持英宗要挟大明的图谋。最后，他灵活运用伏击战、阵地战、游击战等多种战术，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北京保卫战是于谦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其中最闪耀的光芒就是他的担当精神。在危难之际，调度兵马、重建领导核心、亲自指挥战斗，哪一步都充满风险，哪一步都容不得有闪失，否则都是无法承受的代价。其中风险于谦岂能不知，但国难当头，惟有勠力向前，岂能明哲保身？在于谦的心中，国家民族、江山社稷、黎民百姓是最重要的，危难险重之际更要敢于任事、勇于担当。担当是一种信念和使命，而当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刻，担当又会化成一种无上的勇气和力量。这种精神在其诗歌中多有体现，如“孤臣不为一身惜，降将应怀万古羞”“等闲吸尽四海水，化作商霖拯旱乾”等都反应了他迎难而上、以身许国的抱负，浩然正气充塞天地。

关于于谦的诗品与人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一段评论则可谓全面而中肯：“谦遭逢厄运，独抱孤忠。忧国忘家，计安宗社。其大节炳垂竹帛，本不藉文字以传。然《集》所载奏疏，明白洞达，切中事机。较史传首尾完整，尤足觇其经世之略。至其诗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于吟咏求工，而品格乃转出文士上，亦足见其才之无施不可矣。”于谦为人，品格高洁、胸怀大爱、勇于担当；于谦为文，表里澄澈、风格遒劲、正气浩然，其人品与诗品交相辉映，并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