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生平简介

朱熹，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成就卓著的诗人和文学家。他集北宋以来理学乃至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创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对南宋之后七百多年的中国与东南亚社会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他学识渊博，人格高尚，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对人类思想史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东方文化圣哲。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聪明过人，想象力强。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一席话问的朱松惊讶不已。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据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所录李方子《紫阳年谱》载：“先生幼有异禀，五岁入小学，始诵《孝经》，即了其大义，书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间从群儿嬉遊，独以沙列八卦象，详观侧玩。又尝指日问于吏部曰：‘日何所附？’曰：‘附于天’。又问：‘天何所附？’吏部奇之。”可见，朱熹五岁在尤溪入小学，诵《孝经》，在南溪书院前之沙洲用手指画八卦，向父亲问日、问天，都是事实。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这样，朱熹结束了在尤溪的童年生活。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第二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为了发挥自己济世救民的治国理念，朱熹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为了调和阶级矛盾，竭力推行“正经界”；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回来途中，再见李侗于延平。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为表诚心，他舍弃舟车，步行三百余里，求学于李侗。朱熹师事李侗，是其思想一个大转变时期，经历一次他自称为“尽废所学”的自我否定，认识到自己过去所学佛教禅学思想空言无实，完成了逃禅归儒的思想升华，世界观豁然开朗。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他当时题写的“鸢飞鱼跃”四个大字，就是这种开朗心情的传神写照。

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朱熹此时正当壮年时期，著作接连问世，盛名渐播。张栻，字敬夫，师从胡宏，学有专长，自成一派，号称湖湘学派，朱熹对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张栻进行了一次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之先河。两人的讨论从太极之理上展开并最终趋于一致。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从各地赶来听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后被书院奉为校训。在经过两个月的岳麓讲学后，朱熹在张栻的陪同下游南岳衡山。在一路的游览中，眼前的无边风景，不时牵动他们的诗兴，他们一边游览一边唱酬。几天里，他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合编为《南岳唱酬集》。下了衡山，从岳宫到槠州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张栻就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临别前的讨论。两人朝夕在船中，讨论《中庸》之义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与张栻分手后，携弟子范念德、林择之东归，一路轮流更换唱和。到达崇安后，将东归旅途中所作的二百余篇诗文，汇集成《东归乱稿》一书。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乾道五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乾道九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浙东学派领袖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八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但因朱熹推行的荒政直接或间接损害了富豪劣吏的利益，上任不到三个月，朱熹已经处在他们一片漫骂和诋毁的包围中了。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朱熹在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另一方面改除朱熹为江西提刑，给不明真相的人造成朱熹劾唐仲友是为了夺取他江西提刑新任的假象。朱熹只得以“填唐仲友阙不可”为由请祠归家。最终唐仲友虽被免职，但却逃脱了罪有应得的极刑。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对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具有道学家傲骨、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朱熹，不敢推辞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朱熹的这种做法，对平息民愤、安定边陲、缓和同少数民族的关系都具有重大意义。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最能体现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意义的，是朱熹在会讲时提出的事物“相对”的理论。他认为：天下事物都是有对的，一便对二，形而上对形而下，有上便有下，有高便有低等等。对事物内部的矛盾、变化、发展和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辨证过程，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朱熹敢于在皇帝面前犯颜直谏，忠言直论，即直刺宋宁宗皇帝的独断，又抨击了权贵韩侂胄的专权弄事，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著述。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这个信念支撑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不知疲倦地著述，每日为学生讲授课程，直至口不能言。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而作文哭祭最真挚沉痛的是辛弃疾和陆游。辛弃疾哭道：“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陆游哭道：“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

附录：

（一）朱熹字号集录

朱熹，字元晦，后改字仲晦。初名沈郎，小字季延、五二、五二郎。自号晦翁、洞主晦翁、晦庵、促晦、仲晦父、仲晦甫、晦庵通叟、白鹿洞主、云壑老人、仁智堂主、牧斋、拙斋、茶仙、云谷壑吏、云台真逸、云谷老人、紫阳云谷老人、云谷晦庵老人、晦庵病叟、云台外史、云台子、乙巳云台子、云台隐吏、嵩高隐吏、鸿台外史、鸿庆外史、沧洲病叟、沧洲钓叟、遯翁、遯翁云台隐吏、空同道仕邹訢等。

沋郎 据《福建通志》列传卷十二记载：“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时于尤溪之寓舍，故幼名沋郎。”

沈郎 据民国《建瓯县志》卷七《名胜》记载：“按文公生于尤溪郑氏义斋，尤溪本名沈溪，为避王审知讳，更名尤溪，故文公小名沈郎。”

季延 朱熹小字季延，因南剑又名延平，而尤溪隶属延平。清人毛念恃在《紫阳朱先生年谱》中曰：“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皆志其地也。”季延之“季”为在兄弟辈中排行居三或最幼者的称谓。

五二、五二郎 一说朱熹在同辈中排行五十二，故又乳名五二、五二郎。民国《崇安县志》卷二十二《儒林》记载：“江永《朱子世家注》：小名沈郎，字季延，行五二。”民国《尤溪县志》记载：“五二郎，文公乳名。”一说，朱熹出生时，其祖母五十二岁，闽地风俗，以孙乳名为祖记岁，故名五二、五二郎。朱熹胞妹朱心出生时，其祖母五十六岁，故小名五六娘。

元晦 朱熹原字元晦，是其老师刘屏山所命。朱熹在《跋家藏刘病翁遗帖》中曰：“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词具在，以非临终手笔，别附他卷。”

仲晦 明人戴铣在《朱子实纪》卷十《赞述》中说：“其后，以元为四德之首，不敢当，遂更名仲晦。”

仲晦父、仲晦甫 朱熹在其序跋和论著中数次署称“仲晦父”、“仲晦甫”。

晦庵 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41岁，在福建建阳芦峰山的云谷筑有寒泉精舍，自题为晦庵。

云谷老人 清康熙《武夷山志》卷十六《名贤》记载：“（朱熹）尝建庐于建阳芦峰山之云谷，曰‘晦庵’，因以自号，遂称云谷老人。”

云谷晦庵老人 朱熹在建阳芦峰山谷居住时，亦称云谷晦庵老人。

晦翁 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以抱孙女之故，始署名“晦翁”，时年45岁。后至其去世时，在其序跋和论著中署“晦翁”二十余次。

洞主晦翁 朱熹在《白鹿洞赋》中自称“洞主晦翁”。

晦庵病叟 朱熹在《周深父更名序》中自署“晦庵病叟”。

云壑老人 因云壑与云谷有关，朱熹在为宋人沈舜卿所书的陶渊明《归去来辞》上署名“云壑”。明人晏宁在《题晦庵翰墨卷后》中曰：“不曰晦庵而曰云壑者，时筑室于建阳芦峰之巅，号曰云谷，盖在紫阳书堂之后，自创草堂而匾曰晦翁，亦曰云壑老人。”

白鹿洞主 朱熹在《白鹿洞赋》中自署“白鹿洞主”。

仁智堂主 朱熹在《武夷图序》中自署“仁智堂主”。

牧斋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24岁时，主簿同安，自号“牧斋”。

拙斋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自号“拙斋”。

云台子 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闲居治学，先后请祠多次。淳熙十二年（1185年）四月，主管华州云台观，是观原在陕西，地陷金人之手，管其虚名。因此，朱熹遂自号“云台子”。

乙巳云台子 淳熙十二年（1185年）为乙巳年，朱熹又号“乙巳云台子”。

云台隐吏 主管云台观时，朱熹又自号“云台隐吏”。

云台外史 在主管云台观时，朱熹还自号“云台外史”。

云台真逸 在主管云台观时，朱熹还自号“云台真逸”。

嵩高隐吏 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宫原在河南，在为金人所控，管其虚名。朱熹遂自号“嵩高隐吏”。

鸿庆外史 绍熙二年（1191年）至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两次主管南京鸿庆宫，地陷金人，管其虚名。因此，朱熹屡署“鸿庆外史”。

沧洲病叟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筑竹林精舍于考亭所居之旁。三年后，因舍旁有龙舌洲环绕，改曰沧州，其竹林精舍更名曰沧州精舍，因此自号“沧洲病叟”。

沧洲钓叟 朱熹还曾自署“沧洲钓叟”。民国《南平县志》卷十五《寺观》曰：“（南平）塘源李子坑，昔有精舍，朱子避地尝居之，号沧洲钓叟”。

茶仙 在“庆元党禁”时期，朱熹避难古田，他在“引月”榜书中曾署称“茶仙”。

遯翁 在“庆元党禁”时期，朱熹卜筮“遇遯之同（家）人”，遂更号为“遯翁”。

空同道士邹訢 朱熹在《阴符经注》、《书周易参同契考异后》等署名“空同道士邹訢”。朱熹之署此名，清乾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六有所说明，其曰：“盖以邹本为邾国，其后去邑而为朱，故以寓姓。《礼记》郑注谓当作熹……”“空同”即倥侗，为童蒙无知之意，朱熹自谦之词。空同亦有广大无边之意。朱熹平日批评道家最严，然有时不仅与道士往来，还自称道士，这说明朱熹思想的复杂性。

（二）朱熹历代封谥

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去世时，不但生前的思想主张被斥为“伪学”，自身也深陷“庆元党禁”的漩涡之中。朱熹的葬礼是在朝廷的严加防范之下举行的。可是朱熹死后不久，当权统治者发现了朱熹的著作与学说中的价值，朱熹的地位青云直上。

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皇帝下诏赐予朱熹“遗表恩泽”，赐谥朱熹号曰“文”，从此世人尊为“朱文公”。

嘉定三年（1210年）五月，赠中散大夫、宝谟阁直学士，以明堂恩加通议大夫。国子司业刘爚（朱熹弟子）奏乞开伪学禁。

宝庆三年（1227年），时朱熹三子朱在为工部侍郎，在入对时“言人主学问之要”，宋理宗皇帝说：“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认为《四书集注》起到“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有补治道”的作用，朱熹被加赠太师，追封信国公。

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改封朱熹为“徽国公”。

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宋理宗下诏学宫将朱熹从祀孔庙，朱熹取得与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颐、程颢）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的地位。

淳祐四年（1244年），诏下改沧洲精舍为“考亭书院”，并赐御书额。

淳祐六年（1246年），为徽州“紫阳书院”赐御书额。

咸淳元年（1264年）九月，度宗命执宰访朱熹后人贤能者录用。

咸淳五年（1269年）宋度宗下诏赐婺源朱氏故居名“文公阙里”，同孔子阙里并而为二。

元至元元年（1335年），元顺帝下诏兴建“徽国文公之庙”，从此朱熹与孔子一样也受到统治者的奉祀。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二月，顺帝下诏追谥朱熹父亲朱松为“献靖公”。

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改封朱熹为“齐国公”，遣京学以上礼少牢（少牢：只有羊、豕，没有牛）致祭。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定天下以《四书五经》诏从朱熹传注。

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由明成祖作“御序”的《四书五经大全》颁行天下，有明二百年来被尊为取士之制。

正统元年（1436年），钦颁先贤朱熹之嫡派子孙免差役，以示对先贤的敬重。正统三年，礼部、户部批复地方府县，先贤朱文公子孙参照孔子子孙全户优免粮银税赋。

景泰六年（1455年），明景帝诏建安朱熹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此后，自朱熹第七世孙朱梴开始，均享受世袭五经博士衔，奉命祭祀朱子。景泰七年，礼部勘合春秋仲月上戊日（即每季第二个月的第一个戊日）两祭朱子，钦降建安祠祭祝文，朱子门人黄榦、蔡沈、刘鑰、真德秀配祀。

宪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准歙县紫阳书院有司致祭。

弘治四年（1491年），准尤溪县每年九月十五日文公诞辰于南溪书院特祭。

弘治十五年，准婺源县修祠致祭。

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又诏婺源朱熹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两地世袭一直延续到清未。

崇祯十五年（1643）诏称“先儒朱子”（后改称“先贤”），列于汉唐诸儒之上。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诏升“先贤朱子于十哲之次”，朱熹的牌位从孔庙东廊进入了大成殿，接着康熙又命李光地等编《朱子全书》颁行全国，康熙亲自作序，称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把朱熹奉为无以复加的地步。清康熙知县刘宗枢称尤溪为“南州阙里”；

清乾隆九年（1745年）开始，每岁祭祀，皇帝钦颁祭文、祭品。清道光十一年谒选吏部、掣闽之大田、权尤溪县事章复旦，在《复修尤溪县志·序》称尤溪为“闽中阙里”。

（三）朱熹历史定位

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因此，称朱熹为“三代下的孔子”，对后人的影响“功不在孟子之下”，故有“南朱北孔”之说。

在中国经学史上，最突出的是汉、宋两派。郑玄集汉代经学之大成，朱熹集宋代经学之大成。

在中国理学史上，朱熹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及邵雍之大成。即吸收道、佛两教的部分理论补充儒家的不足，而又不失其儒家的根本体系。他是古代新儒家的最大代表，而为近现代新儒家所仿效和歌颂。

在中国学术史上，朱熹的博学超过了任何前人。他的思想远播海外，深刻地影响了日本、韩国、朝鲜、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的传统文化。数百年间，曾成为东亚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文明的体现。韩国退溪学、日本朱子学、西方朱子学等，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朱子学是当今国际文化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成为世界性的学说。

在中国著述史上，朱熹的著述比之前人也是最多的一个。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朱熹是著作最为丰硕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共留下了126种400多卷著作，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诸部，范围广阔，博大精深，卷帙浩繁，是巨大的思想宝库。此外，他还写下3000多首诗词流传后世。最著名的有《春日》、《观书有感》等。在这些著作中建构起宏大的思想体系，达到当时世界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水平。

在中国文庙史上，汉代以后有诸多先儒、先贤，但被封建王朝列入“十哲”之内者，朱熹是独一无二的。清康熙皇帝评价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在福建文化史与闽北文化史上，朱熹都占了第一位。福建被称为“海滨邹鲁”、“理学名邦”，都同朱熹分不开。朱熹对福建文化教育的贡献最大，南宋末年，“闽学”超出福建范围向国内外传播，成为全国以至东方文化的象征，称为“朱子学”。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诏定国家科举考试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南宋末以至元、明、清时代，朱熹著作是国家的法定教科书，科举考试不出朱子学界限，朱子学成为国家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