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是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精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是仅有的精于吐火罗文的几位学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被誉为“国宝”。

是的，他就是季羡林。那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喜欢穿着中山装、脚踏黑布鞋，经常提着个旧书包的老人，那个愿意站在树下给新生看行李的“北大校工”。

对季老的认识最初来自散文集《清塘荷韵》。透过那些质朴而不失典雅，率真而不乏睿智的文字，我看到了一个满腔赤诚的老人。异国他乡，他满怀惆怅遥望故土，念叨着“月是故乡明”；他缠绵悱恻，一咏三叹，诉说对第二故乡哥廷根的思念。他爱满塘“季荷”；他爱努力攀登的二月兰，甚至连她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他为孤独的小兔子流泪，为风雨中的喜鹊揪心，感恩陪伴母亲终老的老狗。他日思夜想远在乡下的母亲，为自己不能尽孝心痛难当……

读这些文字，就如同听一个敦厚长者絮叨家常，让人内心顿时柔软无比。张中行先生赞其“一身而具三种难能：意识学问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虽说文如其人，透过文章，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思想、立场和世界观，但绝不能说就能了解作者的全部。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季老当然也有缺陷。只是我没有想到，在亲情问题上，他的儿女不能原谅他，甚至在儿子笔下，他就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丈夫和父亲。

而他，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02

1929年，作为季家独苗肩负传宗接代重任的季羡林年满十八岁，奉叔父之命，与邻家三姑娘彭德华成婚。

季彭两家是邻居。彭家兄弟四人共生了5男4女。彭德华是四大爷前妻留下的女儿。

季羡林当年和四位姑娘虽然是前后院，但交往并不少。他认为长相最漂亮的是“小姐姐”（二姐彭冠华），但和“荷姐”（四姐彭蓉华后来改名叫彭龙华）关系最好。四姐“虽然比不上她姐姐的花容月貌，但看上去也赏心悦目，伶俐，灵活，颇有些耐看的地方”，经常到前院和季羡林聊天说笑，二人相处非常愉快。在年轻的季羡林心里，四姐就是他心里向往的理想夫人。在《忆念荷姐》一文中他写道：“我的第一选择对象就是荷姐。她是一个难得的好媳妇：漂亮、聪明、伶俐、温柔。”

但当时的叔叔并不发达，也不知道侄子已经有了意中人。再加上季羡林貌不出众，乡土气未消，当季家求亲时，偏心眼的彭二大娘将亲生女儿“荷姐”嫁给了殷实富户子弟刘少言，而把自幼丧母的三姐彭德华嫁给了季羡林。

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彭德华比季羡林大四岁，二人毫无共同语言。

彭德华长相虽然不及二姐和四姐，但端庄耐看，是个敦厚朴实、善良柔顺的女孩。她打心眼里爱着丈夫，结婚以后她操持家务，不管受什么委屈，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侍奉公婆如父母，对丈夫呵护备至。

季羨林是季家的独苗，为了让他有一个好的前程，叔叔将六岁的他从山东临清老家带到济南读书。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季羡林很孝顺，尽管对这段包办婚姻不满意，但仍然努力维持，因此他们的生活在外人眼里是安乐与祥和的。

但精神上的孤独和无爱的婚姻是令人窒息的。婚后第二年彭德华生下儿子之后，季羡林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于是选择了远赴德国求学。这一去就是十年整。

在德国哥廷根学习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对于热爱学习的季羡林来说，简直如鱼得水。这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关心爱护他的教授，还有深爱他的德国女孩伊姆加德。伊姆加德为不会打字的季羡林打印论文。他一生中的重要学术成果——从博士论文到毕业后当教员的那段日子写的论文，都是她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伊姆加德

两人相处非常默契，一起走过了哥廷根的每一个角落，很自然地产生了恋情。在那个时代，学者名流打着自由口号离婚早已不是新鲜事，在别人看来，留学德国的季羡林如果与彭德华离婚显然再“正常”不过了。

但季羡林没有这样做。他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对妻子没有付出一点关爱，妻子独自在老家，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公公又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为这个家付出了一切，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反而默默支持着他，的确是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虽然对自己的婚姻有些失望，也曾写信给叔叔的女儿秋妹透露过离婚的想法，但出于责任和道义，尽管难舍难分，季羡林最终还是斩断了这缕异国情，回到了中国老家。据说，伊姆加德等了他整整60年，终身未嫁，直到90高龄还保存着那台打字机。

回国后，季羡林很快就到北大工作。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治学和研究中，并没有和家庭完全融合，更没有和爱人完全融合。直到1962年，季羡林的叔叔去世，彭德华和婆婆终于被接到了北京与丈夫同住。但一家人团聚后，也只是表面的和谐，因为季羡林一直单独住一个屋，她则和婆婆住在另一间屋里。夫妻二人分居长达31年。

这一切，彭德华默默承受了。除了事无巨细地操劳家中事务，她对丈夫的照料更是无微不至。在十年特殊时期，季羡林被关进牛棚，家中被抄查，她虽然不能用言语开导他，但始终默默陪伴在他身边。

季羡林彭德华夫妇

1994年，彭德华去世。季羡林在《寸草心·我的妻子》一文中写道：“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我想，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他对她的离去应该是悲痛的。这份悲痛里应该包含着感激和愧疚吧。因为，他从未给过她温情；而她对他，自始至终都是绝对的忠诚和奉献。

这份悲痛也应该包含着无助吧。因为，同样是包办婚姻，他虽然做不到胡适和江冬秀那样和谐美满，但也没有鲁迅把朱安当物件一样的供养，更没有徐志摩对张幼仪的冷酷无情。他所能做的，只有浸淫学术研究，活成世人眼里的不离不弃。

03

季羡林与彭德华育有一子一女。长女季婉如，儿子季承。

作为季羡林的子女，姐弟俩是自豪的，却也是痛苦的。因为在他们眼里，父亲对家庭是没有感情的，他们感受不到父亲的疼爱。用季承的话说，他们父子关系“表面上很好”，但的确存在“不和谐”的地方。

季羡林在德国的十年，姐弟俩一直在老家跟着母亲和祖母生活。父亲对他们而言，永远是缺位的。相信季婉如和季承也曾在心中无数次描摹父亲回来后的场景。

那会是怎样一副温馨的画面呢？不由想起自己的童年。那时候，父亲在离家一百多里的地方上班，每个月骑脚踏车回来一趟。他回来从不带好吃的糖果点心，但定会带一些新奇的玩意儿，或是一盒跳跳棋，或是一本《少年文艺》，还会亲自下厨忙好吃的。

在我看来，离家十年，见到一双健康活泼的儿女，季羡林应该加倍地爱着孩子，才好弥补这么多年对儿女的亏欠。

事实绝非如此。

在朋友同事眼里，季羡林是一个大方热情、乐善好施的人。他向国家捐献贵重文物、书籍，向家乡捐钱盖小学，向党组织捐稿费。但在婶婶、妻子和儿女眼中，季羡林与众不同：对外亲近，对里冷淡；对外人大方，对家人小气。

女儿季婉如

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季婉如却对弟弟说：“教授真独。”（“独”的意思是父亲吝啬、小气。）。以季羡林的学术声望，回国当教授的收入比普通职员高一个数量级。但她几乎没有在父亲这里得到过什么，哪怕是别人送的茶叶、礼品，季羡林都会收起来，不会让儿女碰到，等到拿出来的时候，不是变质就是生了虫子。

那么，季羡林果真对儿女无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对儿女的爱与所有父母一样，只不过他不懂得如何爱而已。

回国时，他曾给姐弟俩每人送了一支叫“金笔”的钢笔。这个在当时可是稀罕物件，11岁的季承感到很新鲜，父子间的相互接纳应该算开了个好头。可还没来得及熟悉，季羡林就回到北大教书了，只有寒暑假才能回济南的家。等到1952年，17岁的季承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读书，却又住校，和父亲根本没有交流。一直等季承到了中关村工作后，父子俩见面才多了起来。虽然之后季羡林对儿子的工作学业多有指点，但父子间仍然不亲近，以致于面对外界，季承常用“季先生”来称呼父亲。

当然，姐弟俩也感受过一段“其乐融融”的美好时光。1962年母亲和祖母搬到北京后，一家人经常相聚，非常温馨。只可惜不久季羡林被批斗关进了“牛棚”，季承不敢与父亲见面，本就不够亲密的父子关系又有了疏离感。

儿子季承

后来年，彭德华生病住院，因为一盆君子兰，父子间爆发了一场争吵，隔膜渐深。起因很琐碎，因为春节将至，季承就和何巍媳妇李庆芝、小阿姨一起打扫布置母亲住的客厅，将君子兰搬到搬到了对门单元父亲的书房。可是季羡林以为儿子把花扔了，大发雷霆。劳累了一天，到头来却被父亲大吼：“这是我的家！我不指望你养老。”季承很憋屈，父子间的误会越来越深。

1995年，彭德华去世后，因为住院费的问题，父子关系进一步恶化。季羡林赠儿子“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季承为自己辩护，并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出“冠冕堂皇，男盗女娼”。（详见《我与父亲季羡林》）

至此，父子二人彻底决裂，季羡林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女儿季婉1992年因癌症不幸去世，追随了他几十年的秘书李铮也被人排挤走），实现了他做悲剧性人物的宏大愿望。

有人猜测，他们父子绝交，是因为季承和照顾父亲多年的小保姆相好（2004年，70岁的季承与分居多年的妻子离婚，与30岁的保姆马晓琴结为夫妻），但季承却认为是由于父亲的感情“创伤”和扭曲了的心理。

直到2008年11月7日， 73岁的季承带着刚出生的儿子到北京301医院看望季羡林。13年未见面的父子互相道歉，终于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次年7月11日，一代大师季羡林辞世，享年98岁。

父子和解，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