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2018年是天津作家尹学芸的“爆发”之年。在这一年，尹学芸凭借中篇小说《李海叔叔》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也连续出版了《我的叔叔李海》《菜根谣》《士别十年》《分驴计》《天堂向左》五本作品，而在此前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里，她只出过一本《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也因此，常有人用“大器晚成”来形容这位一直坚持写作的作家。

近日，尹学芸的最新小说集《寻隐者不遇》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新书收入《寻隐者不遇》《望湖楼》《苹果树》《喂鬼》《比风还快》五个中篇小说，它们最早的写于2015年，最晚的写于2020年。对于这部新集子，尹学芸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意向，直到看到样书，才惊觉这些年的叙事风格与创作题材其实自有“秘密”。她说：“我把这些年对文学的一些想法，都集合在这本书里了。”

5月16日，尹学芸与《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青年批评家张定浩、黄德海做客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与读者分享《寻隐者不遇》中那些“爱与怕”的故事。程永新表示：“尹学芸的写作无疑是非常扎实的现实主义写法。在这么扎实的写作中，她还在寻找着一种变化，这就是一个好作家了不起的地方。”

对谈现场，左起：黄德海、程永新、尹学芸、张定浩。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近日，尹学芸的最新小说集《寻隐者不遇》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一个个极富想象空间的故事

从2014年开始，尹学芸每一年都有重要作品在《收获》上发表，比如《玲珑塔》（2014年）、《士别十年》（2015年），《李海叔叔》（2016年）、《曾经云罗伞盖》（2017年）、《望湖楼》（2018年）、《青霉素》（2019年）、《我所知道的马万春》（2020年）、《乌龙球》（2021年）……

“尹学芸的写作已经到了一个自由的境地。”程永新感慨道，“她的小说既有文学性，又非常好看，在当代作品中很有分量。”

他最喜欢的是《士别十年》，那是一个写文化馆的故事，也是一个毁灭的故事。“文化馆里的一个女孩自杀了，她生前遇到了什么，尹学芸处理得非常艺术。她用种种暗示和隐喻，巧妙呈现了一个小小文化馆里的官场生态，这个故事有一种被毁灭的美。”

而在新小说集里，程永新看到了尹学芸创作的“变”与“不变”。他说，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尹学芸更善于找准故事的药引或火苗，比如归隐、佛教法事“喂鬼”、苹果树；二是把方言处理得非常节制和自然。不变的是，尹学芸始终对笔下的人物保持着一种非常清醒的智慧，即便面对着她同情的人，她也带着一种批判性的眼光。

“过去我们总说写作要‘贴着地面行走’，后来有一次我和苏童聊天，苏童说好小说一定要离地一两尺。尹学芸的小说也告诉我们，好小说不能把全部东西都写满。”程永新以新书同名小说《寻隐者不遇》举例，小说讲述了薛小梨、苏梅这两个女人和一个年轻男子寒武“两两组合式”去山里寻找一位隐者老先生的故事。“这种隐者的故事，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但是尹学芸笔下融入了一种当代性。她把小说处理得极富想象空间，我们会想最后寒武为什么也失踪了？薛小梨为什么愿意和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老男人在一起？总之这个小说给你留下了很多空白，让你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它。”

《李海叔叔》首发于《收获》2016年第一期

小说里的“经纬交织”

《苹果树》开篇就写到了一个绣花的女子，她穿针引线的样子非常迷人。而刺绣的“经纬交织”，恰是张定浩对五篇小说的结构印象：“它们基本上都有一个类似的结构，有两条线。比如《寻隐者不遇》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女性之间的交织；《望湖楼》和《苹果树》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家庭之间的交织；《喂鬼》是远方和故乡之间的交织；《比风还快》则是表哥和表弟，或者说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交织。我们发现，这些小说里一直都有两组东西在互相冲撞，缠绕。”

“这还是表面的结构，她的书里还有一种内在的冲突。”张定浩说，刺绣“穿针引线”，需要耐心，正如阅读这些小说需要把自己放开，慢慢进入，但刺绣中又有“飞针走线”——一旦进入了故事，读者会发现故事的速度比想象中快很多。“这里也有一组互相交织的东西，就是缓慢的耐心和飞快的速度。”

黄德海也认为这部集子充满了“叙事的耐心”。读这本书时，他曾非常担心小说写俗了，比如《寻隐者不遇》写女粉丝和老头的关系，《喂鬼》写网友见面，这类题材特别容易写俗。但读完小说后，他发现它们跟自己的整体设想似有吻合，但内部所有的方向都调整过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此外，黄德海也担心尹学芸把小说写正了，因为这类题材特别容易进入“因果报应”的轨道。“可在叙事中你会发现，有时她的叙述语调忽然变得调侃，拿主人公或者谁开了一个玩笑。这其实是一种轻微的反讽，让小说不是一开始以为的那么一本正经。”

他与张定浩也对小说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结尾有一些重复，容易出现“车祸”这样的巧合性事件。“巧合也特别容易让我们产生怀疑：为什么会这么巧？不过巧合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小说特别好看。”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逻辑里都是对的

张定浩对尹学芸有一句非常广为流传的评价：“写尽人世种种微薄的艰难，与微薄的善良。”

到了《寻隐者不遇》，他说尹学芸笔下那些令人安慰、愉悦、感动的事，往往是和不快与刺痛交织在一起。“打动你的事情本身就会让你不快乐，这一点，真是捕捉到了人世的真实。一个人身上好的地方可能就是他不好的地方，她把这两方面都认识到了，还编织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真实又动人。”

在他看来，这就像刺绣一样，一床被子让人觉得温暖，但刺绣的人的每一针都在被面上戳了一个洞。“她用针线把这些洞缝合起来，呈现出一个让你觉得温暖的人世，但这种温暖并不是所谓的‘正能量’‘好故事’，而是某种可能发生又不一定实际发生的事。她想讲出某种值得尊重，值得我们去回味的人与事，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黄德海表示，尹学芸小说里的人就是在生活轨道里努力维护自己利益的普通人。“剧作家黑尔说过，在一部好的戏里，每个人都对。换言之，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逻辑里都是对的。”他举例《喂鬼》里的“我”，既对乡村的习俗不够体贴，又对暧昧网友的忙碌和紧张不够体贴，最后变成了一个女文青两边“害人”的故事。但在“我”的逻辑里，逃避和倾诉也无可厚非。所以读了小说后，读者也不是很讨厌这个女文青，会觉得她也是对的。

“沈从文跟汪曾祺说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就是‘贴着人物写’。我们既从外面看到了一个人物的千疮百孔，又看到了她在自己生活内部里的道理和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黄德海认为尹学芸的小说非常“贴人”。他因此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乍看，尹学芸小说讲了一个好故事；再看，就变成了丰富曲折的情节；细细琢磨，人物却从情节里伸展出来，做足了属于自己的一场大戏，又轻轻抚慰着起伏不定的人心。”

黄德海还注意到，在现在的很多小说里，乡村就是一个灾难结合体，充满了破败、悲催和不可思议，但尹学芸的乡村仍然是饱满的综合体，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有精神生活。“所以她的乡村也是一个充满问题与可能性的地方，既不是桃花源，也不是‘集中营’。这些小说满足了我们乡村或县城的复杂性的想象。”

尹学芸

依旧纠缠的“埙城”和“罕村”

有心的读者会发现，“埙城”和“罕村”常出现于尹学芸的小说里，属于乡村题材的，就是“罕村”背景，属于城市题材的，就是“埙城”背景，而且她笔下的“埙城”和“罕村”，彼此纠缠不清。在新小说集里，五个中篇小说依然如此。

“我小说里的那些场景，常是我经历过的场景。”尹学芸举例《喂鬼》里的“我”看窗外的澜沧江，澜沧江的水是静止的，在松林的空隙中像幅画一样地闪现。这一段书写源于她去云南开会时的经历，当时她也是站在一个窗子前往外看澜沧江，感觉再大的风都吹不皱水面。“我喜欢实地捕捉一些细节，这些都是‘生活的养育’。”

回到尹学芸生活的蓟州，那里有一片很大的人工湖。因为保护水源，湖边的许多建筑都拆迁了，曾经热闹非凡的无数家小鱼馆变成了花草树木。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尹学芸就喜欢沿湖走走。

有一次闲逛，尹学芸不知不觉就走进了一座荒废的园子，她吃惊于此处仿南方园林而建的亭台楼阁、苍劲繁茂的参天大树，还有秋千架、游泳池、舞厅、健身房、体育场，以及一座“望湖亭”。她恍惚觉得，眼前这座真实存在的“望湖亭”和她在《望湖楼》中虚构出来的奢华饭庄“望湖楼”其实是一样的，都曾繁华无比，风光无限。如此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也写进了小说《寻隐者不遇》里。

“有时我会反复强调地方对作家的影响，包括地方上的人和文化。我一直认为大城市里的人更容易成为个体，但乡村不一样，它有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营生，统一的称谓是‘乡里乡亲’。像蓟州这样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大的乡村，它的人际关系不以同行、同事这类交集为圆周，而是牵扯到方方面面。我们那边四个人坐在一起，随便聊聊就发现彼此都很容易扯上关系，不是亲戚就是同学、战友之类的。”尹学芸笑言，这种关系对作家特别有益处，一是可以获得方方面面的信息，二是特别容易走近一个人——不仅知道他当下发生了什么，还知道他生存的背景，那么这个人也就是一个立体的人。

她坦言自己写的都是一些很琐碎的、个体的情感。每个人身边或许都有一个像李海叔叔的亲戚，每个人或许都有想成为隐者的时刻，把人世间这些幽微而复杂的真实呈现出来，或许正是尹学芸坚持写作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