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明星，李白和杜甫历来享有崇高的盛誉，他们被后人称之为“诗仙”和“诗圣”，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文章妙笔生花，更是因为他们光辉事迹照耀古今。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人。幼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是盛唐文化孕育出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独立的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充分体现了盛唐诗人的精神风貌。如在《鸣皋歌送岑征君》中对政治黑暗，是非颠倒的愤慨；如在《将敬酒》中，变化莫测，气势恢宏的气度；如在《行路难》、《蜀道难》中对苦难人生积极向上的高昂态度，等等。他是时代的娇子，其诗歌所表现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也比将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他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独立人格，他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入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冥一的潇洒风神，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个体意识受到严重压抑的的文化传统中，熠熠生辉。

和李白生活的盛唐大一统不同，杜甫生活的年代恰恰处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的诗歌形象真实的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风貌。杜甫，字子美，京兆杜陵人，生于巩县，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受家庭文化的影响，杜甫自幼便忠君恋阙、仁民爱物。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杜甫尝尽了人间心酸，看到了民生疾苦，颠沛流离的生活著述抒怀，《兵车行》、《秋雨叹》《春望》等佳作，便是这一时期反映社会风貌的名作，这也是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的原因。和李白高昂向上的风格相反，杜甫的诗歌特征主要是沉郁顿挫，而这种沉郁顿挫的感情基调便是悲慨，这种悲慨的感情基调的而带来的便是盛唐时期美好理想的破灭和随之而来的人间艰辛。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等。杜甫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心系国家安危，同情民生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格的形成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兵败时，在其《集杜诗》序言中说“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这种影响衣被后人，直到现在仍然不衰。

综上所述，李白和杜甫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他们都是唐代开放文化环境与文学兴衰的主要见证者，都是唐代历史变迁的亲历者，其优秀的人格魅力和高昂的人生态度更是反映了千百年来所有读书人心系天下、兼济苍生的高贵品格。当为吾辈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