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6年，宋恭帝德祐二年，距南宋灭亡还有三年。这年，元兵兵临城下，这让南宋君臣六神无主，手足无措。此刻，文天祥是孤独的，因为其他人“莫知计所出”，在危机面前呆若木鸡，没有应对之策。此时，他面对的形势是严峻的，外有强大的元兵，“时北兵已迫修门外”；国内“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没有应对之良谋。南宋陷入了面对敌兵压境的情况下而“战、守、迁皆不及施”的境地，南宋危若累卵。“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在关键时刻，文天祥受任于危难之间，“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面对危局，文天祥没有选择蛮干，而是经过一番分析，选择出使北方。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文天祥选择出使呢？概括说来，共有三条，第一，“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可以解除祸患，这是国内的原因；第二，“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之前出使的使者没有被元人所扣留的，这是外部原因；第三，“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认为可以用口舌打动元人，趁着出使的机会观察形势，以便寻找到拯救国家的方法，这是自身主观原因。在做出出使北方的决定时，文天祥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国家危难之际，最能见到忠臣的襟怀和刚毅。

文天祥带着扶大厦于将倾的理想到了元军的营地，慷慨陈词，使元人没有敢小瞧南宋。但变生肘腋，先是吕师孟在元人面前说他的坏话，再是贾余庆和元人勾结，文天祥因此被扣留而无法返回，他的拯救国难的理想马上就要落空了。这个时候，他没想要苟且偷生，而是“但欲求死”，痛斥元军统帅，骂乱臣贼子，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气节而死，自然是重于泰山了。

在国难当头之际，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人在理想尚未实现之前，怎么可能会轻易去死？对他们来说，有时候死很简单，而活着却比死更具勇气。文天祥在被扣留之后，一直寻找机会脱身回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将以有为也”，想有一番作为。文天祥期待中的作为是什么呢？在文中的最后一段也有涉及，“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想要驱逐入侵者，恢复高祖所建立的基业。他的想有所作为全是和国家层面有关的，而丝毫不涉及自身的荣辱得失。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尚的品质，就不会有这样的价值追求。

终于，文天祥一行找到了机会，在京口逃脱。但从京口返回临安是一条艰险的路。他首先从京口逃到真州，就把元人兵力部署情况告诉了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和淮西制置使夏贵，并和他们约定共同举兵。这时，他似乎看到了把入侵者驱逐出去的曙光，但就在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维扬的统帅李庭芝却下达了逐客命令，所有美好的想象在这一刻化为东流之水。文天祥再一次颠沛流离，这一路的艰辛和危险不是外人所能够想象的。文中，文天祥连用二十二个“死”字来记述这段重返临安之旅，足见路途的险恶，局势的紧张，本人的刚毅。

他把这段艰险途中所经历的都用诗记载了下来，结集为《指南录》，目的是让后世的人通过它来了解他的志向。他的志向不光通过《指南录》中的诗表现出来了，也通过这篇序文表达出来了，令后世人读之，为之动容。文天祥是科举状元，儒家思想构成了他的思想主体。儒家所强调的孝亲和忠君，文天祥自认为都没有做好。作为臣子让自己的国家受到侵略而无力拯救是不忠；作为儿子以父母给的身体去冒险是不孝。这让以儒家行动标准为自己的行为标准的文天祥内心痛苦，但他痛苦却不消沉，他化悲痛为力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驱逐入侵，恢复高祖之业而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天祥的这种人生选择是忠于自己的理想。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文天祥的气节和人格让他名垂青史，激励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