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塞林格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发表在1948年1月31日的《纽约客》杂志上。结尾里有这么一句：“接着他走过去在空着的那张单人床上坐下，看了看那个姑娘，把枪对准，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的太阳穴。”这个句子令时任主编哈罗德·罗斯心头一颤，他当即决定与这个时年29岁的年轻人签下合约，约定他今后所有的短篇小说，该杂志都有优先选择权。

事实证明了《纽约客》的眼光。1951年7月16日，《麦田里的守望者》横空出世。“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楣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从第一句开始，小说就为美国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声音，并迅速吸引了大批崇拜者。大导演伍迪·艾伦说：“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种纯粹的享受。作者的责任是要款待读者，塞林格不负众望，从小说第一句开始就让你无比轻松。”

第一版《麦田里的守望者》

塞林格却是写得并不轻松。开始写《麦田里的守望者》时，他是一名军人。他在1942年选择主动参军，而且接受了空军训练和反间谍训练，虽然他天生厌恶战争，少时就因亲如家人的一户奥地利犹太人1930年代死于集中营对战争深恶痛绝。期间，他只要有时间，只要能找到一个空着的战壕，就一直在写。甚至开着吉普的时候，他也带着一台打字机。他的一名战友回忆说，在他所处的那个区域遭遇袭击的时候，他还蜷在桌子下飞快地打字。他所在的盟军部队在诺曼底登陆第一天参加了犹他海滩血战，死伤惨重。而他带着小说前六章的手稿，挺过了使战士们双足溃烂的“狐狸洞”里的冰冷稀泥和枪林弹雨，幸存了下来。残酷的战争给他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伤，他主动要求住院治疗。这期间，他曾去巴黎拜访海明威，后者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他与一位受过他审讯的法国女医生结了婚，但不久就离掉了。无论如何，塞林格都拒绝因病提前退役，一直坚持到荣退。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回忆说，父亲收藏着自己的军功章，他一直活得像一个军人。

他也像军人守护荣誉一样守护着这本书稿。退役后，塞林格一边克服战争创伤，一边继续写《麦田里的守望者》，包括战前战中陆续完成的工作，这本书花了他整整十年。小说出版后，美国学生一时间竞相模仿小说主人公霍尔顿、学他的言语动作。其中也或许包括日后成为大作家的菲利普·罗斯，至少他目睹了这一出版盛事。时隔23年，亦即1974年，他写道：大学生对塞林格作品的响应，说明他比任何人都更贴近时代，并且捕捉到了那时正在自我与文化之间发生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斗争。塞林格也是因为小说中体现的反叛精神，被认为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毕竟在凯鲁亚克写出《在路上》的六年前，他就已经用这部小说狠狠地戳了一下既有体制的脊梁；毕竟在“垮掉的一代”愤起前，那个叫霍尔顿的“麦田守望者”就已经完美地诠释了“垮掉”的精髓。

彼时的教师和家长，自然是无暇预测这本书的文学史价值。除了极少数认为这是“异乎寻常的、才华横溢的处女作”外，绝大多数都认为这本书充满了逃学、吸烟、喝酒、性和脏话，离经叛道，它被当时美国的很多学校都列为禁书，也就不足为怪了。何况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几起凶杀案件，还与它脱不了干系呢。1980年12月8日，查普曼在枪杀歌星约翰·列侬后，居然坐在马路上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他甚至在法庭上朗诵书中的经典语句，并解释称射杀列侬，是为保护他的纯真。随后一年，在刺杀里根总统的小欣克利的行李箱里，人们同样发现了一本翻烂了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如此种种，只能从一个侧面证明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又推波助澜，使得小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12年后，《麦田里的守望者》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当时，这部小说还只是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小说真正被中国读者熟识，却是在20年后。那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施咸荣译本。类似“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这样的塞氏语句，被几代人记取流传。音乐人高晓松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麦田音乐”；歌手王菲唱过林夕写的《守望麦田》；大张伟坦言是这部小说造就了今日的他。这部小说更是影响，并造就了许多作家的创作。苏童坦言：“塞林格是我最痴迷的作家”；评论家谢有顺表示，当年徐星、刘索拉的写作之所以风靡一时，主要得力于模仿塞林格式的语言和叙事方式；而评论家止庵直言，如果没有塞林格，就没有王朔，也没有王小波。

如今，这部一度被认定为“禁书”的小说，已是公认的美国现代文学经典，全球销量超过6000万册。而“麦田”也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刻在了一代代人的青春记忆里，他们心中铭记的，也定然还有谜一样的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次年，他就用并不丰厚的稿酬在不通水电的新罕布什尔州康沃尔山乡买了一栋“形同废墟”的老宅，算是践行了小说里霍尔顿“用自己的钱盖一座小木屋”的梦想。又是过了一年，他搬进了这座小木屋。这年秋天，塞林格结识了一些当地青少年，并允许其中一位女中学生对自己进行采访。他以为采访将发表在当地报纸的高中页上，结果文章作为专题发表在社论版上。他觉得上了当，毅然断绝了与那些青少年的交往，并且在自己住所的周围建起六尺半高的围栏。

此后，塞林格很少向新闻界发表讲话，发表的作品也越来越少，很快就完全停止。他最后出版的作品是《哈普沃兹16，1924》，这是一部长约2.5万字的短篇小说，占据了1965年6月19日的《纽约客》整18页的篇幅。与此同时，他的小说《康涅狄格州的维格利大叔》被改编成了电影《一厢情愿》，这部电影如此糟糕，以至于塞林格再也不愿意出售电影版权，即使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改编《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请求也未能幸免。此后，无论是电视、电影还是舞台剧，他都拒绝转让版权，即便是出版相关有声读物，也一律不同意。

塞林格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然而越是如此，塞林格就越是受关注。尤其是在1961年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之后，跑到小镇上找他的记者越来越多。不过对他来说，他必须要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自己的隐私。为此不惜与人频频打官司。这着实让“塞林格迷们”费脑筋。要知道，和所有渴望出人头地的写作者一样，他年轻时也是一门心思想出名。塞林格1919年1月1日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商人之家，少年时代在几所预科学校学习，后到一所军事学院寄宿。他虽然从小聪慧，在学业上却是平淡无奇。18岁时，他被父亲派到欧洲，学习进口干酪、火腿的业务，但他的兴趣显然在欧洲艺术上。回到美国后，他上过两所大学，均未毕业。他爱上了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千金，而她却嫁给了足够当她父亲的卓别林。直到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夜校部时，他的才华被良师发掘。期间，他夸耀自己的文学才华和抱负，并写信给《故事》杂志的编辑炫耀。但成功一旦来临，便很快对他失去了吸引力。他告诉《星期六评论》的编辑，他已经“腻味”了印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封皮上的自己的照片，要求在随后的版本中删除，还命令经纪人烧掉所有粉丝的信件。

虽然如此，塞林格还是于1953年出版了小说集《九故事》，以文学批评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利的评断，如果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反映的是在一个充满尔虞我诈、虚伪和压制的世界里主人公想拼力追溯责任的起源、作出超越阻隔和区别的尝试，”那么《九故事》则是“把儿童的世界看成是真实的世界，而成人的世界则只是一个正从内部毁坏的、把人类之爱永远牺牲于卑劣的肮脏处所”。此后，塞林格还分别于1961年、1963年出版了《弗兰妮和祖伊》和《抬高木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这两部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小说，很是挑战读者脑力。

《麦田里的守望者》

仿佛《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那个养金鱼的小孩——霍尔顿的小说家哥哥D.B.写的“故事动人极了，简直要了我的命”的短篇小说《秘密金鱼》里的主人公，他怎么样都不肯让人看他的金鱼，因为那鱼是他自己花钱买的，隐居后的塞林格也是，有传闻，他写下了海量著作，却拒绝发表，不给任何人看。

“塞林格迷”们自然也特别关注，塞林格是否还写了其他作品。在没有任何实证的情况下，各种说法亦是层出不穷：他后来一直到死都没写过一个字；他就像斯蒂芬·金小说《闪灵》中的那个作家一样反复写着相同的句子；他还像果戈理临终前那样大量写作，随后就付之一炬。见证人的叙述多少给了人们一些希望。在出版于1998年的回忆录《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中披露和塞林格在上世纪70年代持续10个月的情缘的女作家乔伊斯·梅纳德就曾见到整架整架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他精心构筑的庞大而古怪的格拉斯家族的故事，她相信塞林格至少有两本新小说锁在一个保险柜里。玛格丽特说，塞林格对他的文稿建立了一套精密的归档体系。红色标记表明这本书可以按目前的样子不做修改发行，蓝色标记表明这份手稿必须再经过编辑。她的记述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塞林格可能还有未发表的作品。塞林格却似乎只求不发表任何东西所带来的“绝佳的安宁”，他无视一些学者的“恳求”：“请您向我们保证，如果您一直以来真的在写的话，它们将终有一天印成铅字——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在仅有的一次和《纽约时报》记者的简短对话中，他声称“我喜欢写，我爱写，可我只为自己写，纯属自娱”。

是否真是如此，就只有塞林格自己知道了。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他花了比大多数人拥抱世界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逃避名声，结果却是如《纽约时报》评论说的那样，更是增加了他的名声。人们纷纷猜想他为何隐遁。有人说塞林格已经“入禅”；有人说这是“江郎才尽”的表现；有人猜测，二战期间从事的反间谍工作的经历使他喜爱“潜伏”；有人认为，他故弄玄虚，刻意制造神秘感以形成某种“传奇”效应；有人揣摩，他是在履行霍尔顿的心愿:“一间在某处自己造的小屋，在那里度过余生，‘远离’和别人该死、愚蠢的对话。”；还有人说，是人们对年少轻狂的考尔菲德的误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塞林格的内疚。他的“拒绝”，是为了避免再次误读以及对原作的扭曲。

如此种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依我看，我们不妨把塞林格的隐遁，看成是一种“守望”的姿态，这是他一生坚守的信念。诚如有评论所说，他的守望正是对人们的一个提醒，提醒着庸常的人们停下来想想自己最初的梦想和信念。无论如何，《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70年后的今天，恰是我们阅读或是重温这部“青春史诗”的最佳日子。我们不妨一边读，一边自问：当我们青春年少，我们在多少年后是否还能如霍尔顿那样“守望”自己的梦想？抑或我们早已长大，在日复一日庸常的生活中，我们是否还在“守望”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