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北宋五子之一，他不仅将前代儒家思想加以改造来适应当时的宋代社会，同时在其中加入道家学说，从而奠定了北宋理学的思想基础。尤其是他的文章《太极图说》，更是理学在初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贡献不可谓不大。

除开这一哲学性质极为浓厚的作品，作为周敦颐品格与修养展露的《爱莲说》，也是难得的佳作。虽然全文短短不到一百五十字，但作者却运用多种写作手法，由花及人，隐喻地表达了自己对人世的看法。可以说，《爱莲说》作为周敦颐的代表作品，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对研究周敦颐的修养观是有很大帮助的。

“莲”的君子之道与人生境界

1、君子应洁身自好，不沾淤泥

作为爱莲说中的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往往作为一个人虽身处脏乱但仍能保持内心纯洁的最好体现。与陶渊明完全脱离尘世不同，当完成《爱莲说》时，周敦颐并非身处乡野，而是正在朝廷做官。而当官为政，最怕的就是贪污腐败，自甘堕落。

一方面来说，周敦颐爱并不想与腐官为伍，免得拉低自己的人生境界，但身处尘世，又不得不与这种人接触，甚至面对比他还官大一等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来说，周敦颐也想尽自己所能，为朝廷与天下做出贡献，来完成自己的政治抱负。尤其是在以文治国的宋代，文人的政治理想往往更为强烈。

这种思想与现实的交织，再加上菊的隐逸性质太强，牡丹的社会气质太浓，便造就了周敦颐对莲花的特殊喜爱。另外，周敦颐在最后发出“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的深切感叹，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其对当时北宋政坛的失望，有力抨击了那些追名逐利的肤浅之人。

2、为人应以诚为准，诚道至上

诚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各个古代典籍中都有所描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而作为理学开创者的周敦颐，自然也对这一观点极其重视，甚至将其作为自己哲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而在《爱莲说》中，虽然周敦颐并未直接描述诚这一理念，但从“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一句中，我们是可以略微体会到诚的。

莲花生于淤泥此等会使人嫌弃的环境之中，按理来说，只有将自己生的无比鲜艳，才能获得更多人的注意。但莲花却恰恰相反，它如不施粉黛的少女，并无太多妖艳之处，似乎放在花群当中再不可见。在味道上，它也只是散发淡淡的清香，若是喜欢，便来观赏；若是不感兴趣，不来也罢。莲花以诚待人，不以外貌和味道等肤浅的东西来吸引关注，这正暗合周敦颐对诚这一理念的重视，也正因此，莲才能够更多地获得周敦颐的青睐。

3、提升道德水平，用善意与世界相处

在治理国家的政策上，周敦颐提倡出德治这一概念，认为要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才能使国家安稳。为了实现这一理念，周敦颐以身作则，我们可在其生活与文章中处处感受出他的高尚道德。在对花草的总体描述中，“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周敦颐明确指出，在花草中是有着很多值得人们去喜爱与观赏的品种，这种对世界美好事物的热爱，也是其能够成为思想家的重要原因。

在其后的内容中，虽然周敦颐主要表达的也是自己对莲花的欣赏与偏爱，但他却并未因此而抹黑菊花与牡丹，而是也进行了客观的描写，不至于误导读者。在推举自己所喜爱的事物时，不对其他同类型的进行贬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周敦颐道德水平的有力体现。

此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句则明确表现出了周敦颐对莲花的爱护，虽然他对莲花有着无比独特的感情，但他仍能保持理智，知道怎么做才是对莲花的最好结果。对待不能表达痛苦的莲花尚且如此，在与其他人的相处中，周敦颐肯定也是带着极大善意的。

沧桑人生与北宋官场塑造出的品格

1、出生于官宦世家，饱经书香渲染

周敦颐的家庭是正统的官宦世家，其祖父、父亲、舅舅都是当时的朝廷官员，尤其是他的舅舅郑向，更是当时的龙图阁学士，为饱读诗书之人。生于这样的家庭，周敦颐从小便深受文学影响，表现出热爱思考的一面，时常询问一些如星星从哪来、太阳为何东升西落的古怪问题。

虽然这些问题往往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但他的这种求知探索精神却是十分值得鼓励的。同时，周敦颐还拥有令人惊艳的天赋，才十二三岁便已经熟读四书，并写的一手好文章，甚至在审案上还能让别人心甘情愿地发出“老吏不如也”的感慨。

如果说，学识的丰富是周敦颐思想产生的基础，那么，他的成长经历便对其思想发展方向的引导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周敦颐十一岁的时候，与其感情极好的姐姐因病不幸去世，正当全家人才怀着悲痛的心情办完丧事时，他的弟弟又在突然身亡。才正是少年，周敦颐就已经经历了两次生离死别，这对他的打击是极为巨大的。同时也令他开始了对哲学、对人生的思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做出了月岩悟道的举动。

十五岁时，周敦颐的父亲去世，从幸福美满的一家五口到仅剩母子相依为命。随后，周敦颐的母亲与其一起前往投奔当时身为龙图阁学士的郑向，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仕途之路。七年后，他的母亲与舅舅相继去世，周敦颐年仅二十二岁便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坎坷无常的经历，才使周敦颐将思考的中心转向人生，他的众多思想也在这种思考中形成。

2、北宋的整体政治环境是周敦颐在思想上敢为先人的动力

周敦颐生于公元一零一七年，其时正值真宗赵恒执政。在与辽国的战争中，本来占据优势的宋军却由于赵恒的个人思想，“真宗厌兵，亦遣曹利用使辽”，随后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虽然条款对两国的关系称为是兄弟，但在具体的实施上却是宋朝单方面对辽国的屈服与退让。

虽然该条约的签订降低了大量军费，并使两国保持了多年的友好关系，但北宋在军事层面上却彻底落入了下风。在宋真宗执政后期，沉迷于自己所营造的英主假象中，“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加深了宋朝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宋夏战争中宋朝的再度战败，再度使宋朝在军事上陷入极大的劣势，民族自信心也大大降低

在周敦颐的为官生涯中，他也多次见识到了官场的黑暗一面。如身为转运使的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几乎每次审案都必定杀人，虽然周敦颐并不惧他，但在之前的审判中，死去的无辜者数量必定也是不少的。

虽然周敦颐自己“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但整个北宋政坛如他这般的人寥寥无几，王逵那般的酷吏却遍布朝野。身处这样一种一种国势不如辽夏，政治环境还并不清净的境地，周敦颐自然想要做出改变。

周敦颐的思想拥有极大的现实价值

君子不只是能够在他人的交往中保持自己的良好品行，更是需要做到在对任何事情的处理上都问心无愧，这种理念对人的影响深远巨大。周敦颐以身作则，为人清廉且治绩优秀，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君子的品性，如果每个人能都在为官时做到洁身自好，那么吏治便会呈现出向好的一面，从而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安定。

此外，他认为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是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老师便需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提出“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的想法，这有力推动了北宋教育的发展，并促进了尊师重道风气的产生。而他的诚思想，更是能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一个拥有良好诚信的社会是必定能够获得快速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