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但是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尖刻，一个温润；一个愤激，一个平和；一个深沉绝望，一个明澈温暖。人们都喜欢说胡适朋友多，鲁迅敌人多。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胡适的人缘之好、人格魅力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说：“胡适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枱、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底‘朋友’!”胡适的温文儒雅、宽宏包容，是有目共睹的。

郭沫若说过，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据有关 学 者 的 统 计，鲁 迅 在 文 章 中 指 名 道 姓 地 “骂”过的就有百人上下；与 其 论 战 的 重 要人物，也 有 二 三 十 人。实际上是鲁迅一个人在挑战当时的整个文化圈，胡适、郭沫若、梁实秋、徐志摩、章士钊、林语堂、沈从文……鲁迅的笔横扫文坛无人能敌，被人称为愤青喷子绍兴师爷刀笔吏。

胡适和鲁迅的经历不同，性格自然也不同。胡适和鲁迅都是官吏后代父亲早逝，母亲一手带大的。胡适人生相对平稳，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从此以后一马平川人生得意。鲁迅却不同，小时候“由小 康人家坠入困顿”，婚姻又不幸，后来兄弟又失和。许寿裳这样说鲁迅：“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目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之人，两臂矫捷，时时屏气曲举，自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鲁迅的经历对心理有很大的影响。

胡适的朋友多，鲁迅的敌人多。唐德刚说胡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罗尔纲说胡适：“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钱玄同则说鲁迅性格多疑、轻信流言、容易迁怒。鲁迅一生四面树敌，真正的朋友也就是许寿裳、齐寿山、郁达夫、瞿秋白寥寥数人而已。

钱锺书说胡适：“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这完全是对鲁迅的亵渎。

易卜生说：“世上最强的人，也就是最孤独的人。”又说：“只有最伟大的人，才能在孤独寂寞中完成它的使命。”鲁迅就是这样的人。

鲁迅是孤独的战士，“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身于旷野之中叫喊，却无人回应”式的独自呐喊，鲁迅的孤独往往是无人理解。

胡适是老派绅士，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君子风度。鲁迅是精神界之战士，横眉冷对，金刚怒目，到死也不宽恕。

鲁迅的孤独是因为以他独立的人格不屈的精神抗拒整个国民的劣根性，“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从不知道妥协。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的代表人物，往往是与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精神状况背道而驰的。

鲁迅爱骂善骂，让人觉得尖酸刻薄难以承受。鲁迅在一则《通讯》中说：“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

鲁迅的认识态度就是“反抗绝望”“反抗孤独”，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道：“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鲁迅说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曹聚仁在《鲁迅先生的骂人》一文中指出，鲁迅“所攻击的所讽刺的是一种制度一种思想，则某制度下那一群人当然要挨着他的批评，而某种思想附在某种人身上出现，某种人就要受着他的痛骂”。

鲁迅死后，新月派的叶公超《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书中赞扬鲁迅：“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是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与他是同等的”。

胡适看了以后很不舒服，对叶公超说：“鲁迅他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的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赞扬他”，叶公超回答说：“对于一个人应该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否定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

对鲁迅的成就，胡适其实也是承认的，晚年的时候甚至说：“鲁迅先生是自由主义者，他是不会向任何外力屈服的，他是我们的人。”

胡适和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本来是一个战壕的，后来却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分道扬镳。

胡适是实用主义者，鲁迅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自己说二十年不谈政治，可是他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千丝万缕，当过驻美大使被蒋介石提名竞选总统罗斯福的座上宾，胡适很怜惜自己的羽毛，很看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胡适绝对不会跟政府翻脸，他的理想是谋士和做政府的“诤臣”，走改良的道路。胡适的自由主义其实带有机会主义特点的，季羡林说：“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着独立性。”

鲁迅在官场上没法跟胡适比，只不过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佥事，拿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津贴。但是鲁迅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鲁迅看来人格的独立是最重要的。一次蒋介石召见胡适，鲁迅很不满，说以前“宣统皇帝”无聊时召见胡博士，你拍马屁口称“皇上”，这次见了蒋介石，你是不是要称“主席”？

钱理群说：“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在鲁迅看来，胡适主动向执政当局献媚示好，已经丧失了独立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实乃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耻辱。正如孙郁说： “鲁迅晚年与胡适的分歧，在对待工农革命的态度上，大概是重要的一环。一个愿意做人民的牛，成为受难阶层的呼号者，一个充当了统治集团的诤友，希望用科学理性和民主意识重塑国家。道不同，择术亦有别，在不同的路上走，则是必然的了。”

​胡适为争取自由和民主呼吁了一辈子，“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

不读胡适不知道什么是宽容，但是不读鲁迅不知道什么是人性。

​冯雪峰曾经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这一百多年来，还有谁比鲁迅更懂中国人的人性，还有谁比鲁迅更能深入国民的灵魂。

胡适是绅士鲁迅是战士，胡适是建设者鲁迅是批判者，胡适看到的是制度的问题，鲁迅看到的是人性的问题。鲁迅的深刻，鲁迅对“国民性”的发现无人能敌，鲁迅就是要呐喊，唤醒麻木不仁的国人。直到今天，我们不得不感叹鲁迅真了不起，您所说的也是我们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