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水之战，是东周春秋时期，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为争夺中原霸主地位而发生的一次战斗，这场战役以宋国失败告终。泓水之役发生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30里）。楚国以优势的兵力、旺盛的士气、有利的地理条件，大败宋国，获得全胜。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宋国在泓水之战战败后沦为二流国家，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宋襄公，更是在泓水之战后成为了笑柄。

一、泓水之战的背景和起因

首先，公元前643年（周襄王九年），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因君位继承而引发内乱。次年，宋襄公出兵协助齐孝公取得君位。同时，楚成王借齐国中衰、中原无霸的机会将势力渗入中原地区。宋襄公不顾宋国国力尚弱，希望能以宋国的公爵地位压制各诸侯国，与楚国争夺中原霸主的位置。由此，非常明显的是，齐桓公的去世，加上齐国整体实力的衰落，这让宋国和楚国，都在蠢蠢欲动。彼时，晋国还处在内乱之中，而秦国更是偏居一隅。因此，宋国和楚国，确实有机会在齐桓公之后争夺中原霸主的宝座。

公元前639年（周襄王十三年）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于齐，在宋襄公的强烈要求下，三国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国召开诸侯大会。同年秋，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约楚成王以及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曹国之君在盂（今河南省睢县西北）会盟，齐国和鲁国借故未到。在春秋时期，主持诸侯会盟，无疑是中原霸主的重要权力。当然，对于宋襄公主持的这一次会盟，齐国和鲁国并没有给足面子。

更让宋国出丑的是，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轻车简从赴会，以争取各个诸侯的信任，结果在会场上遭到楚成王的突袭被擒。楚成王挟之进攻宋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宋军坚守，数月未下。不久，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成王于同年冬释放宋襄公。当然，楚国扣押宋襄公的行为，在春秋时期确实是不道义的，这也是楚国最终释放宋襄公的原因。

宋襄公回国后，不甘受楚之辱，亦未放弃争霸之心，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说，于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夏，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三国进攻附楚的郑国。楚成王为救郑率军攻宋。宋襄公遂由郑撤回迎战。而这，成为泓水之战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二、泓水之战的过程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一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宋军已摆好了阵势，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在古代战争的时候，提前抢占有利的地形，无疑会增加己方拿下胜利的概率。因此，担任司马的子鱼对宋襄公说:“对方人多而我们人少，趁着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请您下令进攻他们。”对此，在笔者看来，如果宋襄公趁着楚国大军渡过泓水的时候，发动突然的进攻，那么，这确实有可能实现以弱胜强的目标。

但是，宋襄公说:“不行。”楚国的军队已经全部渡过泓水还没有摆好阵势,子鱼又建议宋襄公下令进攻。宋襄公还是回答说:“不行。”在此基础上，宋襄公等到楚军摆好了阵势以后,才下令宋军去进攻楚军。结果，因为楚国大军人多势众，又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所以宋军大败。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大腿受了伤，他的护卫也被杀死了。宋国人都责备宋襄公。宋襄公说:“有道德的人在战斗中，只要敌人已经负伤就不再去杀伤他，也不俘虏头发斑白的敌人。古时候指挥战斗，是不凭借地势险要的。我虽然是已经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却不趁人之危。”

由此，非常明显的是，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执着于有点迂腐的仁义，从而不愿意在楚国大军渡河和还没有列阵的时候发动进攻。但是，等到楚国大军准备好之后，宋襄公只能接受被击败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对楚国是尽到了仁义的底线，却让宋国将士白白牺牲了。而这，自然是对宋国的不仁义了，所以宋襄公也因为泓水之战，从而遭到了后人的批评。

三、泓水之战的结果和影响

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与此相对应的是，宋国在泓水之战战败后沦为春秋时期二流国家，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到了战国中期，宋国确实再度崛起。不过，当时战国七雄的格局比较形成了。因此，对于宋国来说，最终被齐国、魏国、楚国这三国联手消灭。如果不是泓水之战的失败，那么，宋国在春秋时期或许就可以走向强大，乃至于获得和战国七雄平起平坐的位置。

总的来说，泓水之战规模虽不是很大，但是在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点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而这，或许可以用“兵不厌诈”来概括了。比如在泓水之战后的城濮之战，晋文公之所以要退避三舍，看似是报答了楚国当年收留自己的恩情，实际上是避其锋芒，诱敌深入，从而最终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进一步来说，在先秦时期，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因此，非常明显的是，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旧兵法教条，遭致悲惨的失败，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此外，公元前637年（周襄王十五年）五月，宋襄公伤重而死。虽然在一些历史观点中，认为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不过，在笔者看来，宋襄公的霸业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尤其是和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霸主比起来，宋襄公只能说是一个笑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