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诗即使不看出处，也能找到其中的奥妙。因为我们对这首诗所写的这个人物太熟悉了。这就是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这两句诗将白居易的名和字分别嵌入，配合前面的“浮云不系”，和“造化无为”的形容，完成了一个巧妙的纪念性的对仗。

这就是一首纪念白居易的诗，还是大唐皇帝写的。

《吊白居易》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平仄意趣

这是一首仄起入韵，押平水韵“一先”部的七言律诗。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里的第六句“琵琶篇”是三平尾，虽然在“琵琶”连读的时候，“琶”字读轻声，会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三平尾的吟诵问题，但这是出律无疑。

作为一个营造出“大中之治”，延缓了唐朝衰败的明君，一直到唐朝灭亡，都被臣民记在心里并称颂的“小太宗”，唐宣宗李忱的文治武功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为什么会在格律精熟的中晚唐时期，一个颇有文名的皇帝，在悼念白居易这样重臣的七言律诗中会有出律的现象呢？

那些因为写得不合律，就喜欢把“格律是镣铐”挂在口中的诗人们，看仔细了，这才是真正的“不以词害意。”

第五句使用了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因为平仄的缘故，改成了“长恨曲”，那么作为颈联，是必须要对仗的。而白居易的另一名篇就是《琵琶行》，为了尾字押韵“一先”，收平声，改成了“琵琶篇”。所以李忱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肯定是对格律要求做出了思考，但是因为《琵琶行》的尾字可改，而“琵”字实在是不能改动。如果硬要合平仄，则对仗、诗意全盘要推翻，而且不能表达出对白居易名篇的欣赏、对白居易本人的尊重。

唐宣宗在这里必然是经过斟酌，放弃了完全的格律套用，使用了“三平尾”。

那么这首诗到底算不算近体格律诗呢？

这就看我们读者对格律严格到什么程度。你要说他出律，确实出律，却是因为固定词汇无法更改的不得已出律。

是否近体格律诗只是我们的划分标准，不会影响这首诗的好坏。他对仗的精致，对人名、文章名巧妙的嵌套，还是让我们不得不服。

是不是近体格律诗，唐宣宗并不在意，白居易也不在意，其实你我，也无需太过纠结。

一个好的诗人对平仄格律是了然于胸，在创作的时候尽量遵守，如果碰到实在需要在诗意和格律中做出选择的时候，一般都会像李忱这样取舍。

要有规则，但切忌食古不化。

背景交代

李忱的这首《吊白居易》针对性很强，而且正因为是纪念类诗歌，所以在诗中把事情说得比较清楚，我们并不需要过多的去了解背景，就能读懂它。

白居易七十五高寿去世，当时唐宣宗继承大统大概才几个月，正踌躇满志，要清平天下、学习太宗雄风、重现“贞观之治”。白居易诗名极高，为官圆滑精明，超脱在唐宣宗极其讨厌的“牛李党争”之外，因此也是李忱非常重视、希望能好好使用的高层，同时他对白居易的诗才也是非常佩服，从这首诗的口气和角度也能看得出来。

但是白居易去世了。李忱非常惋惜，就写了这首诗悼念他，以一个皇帝的身份为一位诗人写悼念诗，白居易也算得是待遇达到人臣至高了。何况唐宣宗在诗中绝口不提君臣关系，只说诗歌文采。

内容详析

首联“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古人形容美妙文字，用“珠玉在前”，所以“缀玉联珠”就是说写得一手好诗、好文。

老白啊，你写了六十年的精美诗文，谁让你去了地府当诗仙去了啊。

为什么是“六十年”？因为六十年前，白居易十六岁，入京干谒名士顾况，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名震天下，一战成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流传千年，至今不绝于耳。可见白居易的诗名并非只在后世，在生前也早已名满天下。

颔联“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这是谁呢？纵横诗坛六十年，然后又去了冥府当诗仙？颔联就通过两句对仗，对首联埋下的疑问做出解答。“浮云不系”，有些朋友理解为李忱对白居易超脱于“牛李党争”之外的赞扬，“造化无为”是顺其自然的意思，也是在夸赞白居易的为官之道。这样解释也可以。

但是作为颔联，一般是承接首联的描写或者延续首联的情感。个人认为这里应该是发出对白居易“冥路作诗仙”的进一步感叹。

你这一走啊，像浮云一样，没有了牵挂，我的白居易。可怜我造化不够，实在留不住你，我的白乐天。

这一联的精妙之处就是白居易的名和字的嵌套和对仗。

颈联“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转开，不再絮叨对白居易的凭吊，转而对白居易的文学贡献进行夸赞。你的诗名光耀大唐，你的作品天下传颂。解，了解、理解。

连小孩子也能读懂吟唱你的的《长恨歌》，连胡人都知道演唱你的《琵琶行》。

这一联巧妙地嵌入白居易文学艺术性最高的两件作品，也是中唐艺术之巅的长诗。用小孩、胡人这两种对汉文化不精深的类别来反衬白居易作品的易读易懂和流传之广。

尾联“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上句承接颈联，你的文章、功德、声望，行人皆知。下句合回首联，我常常想起你啊，一想起就觉得悲伤。

李忱写下这首悼念臣子的诗，却没有一句君臣关系的表达，只是从诗文角度、朋友角度来表示思念和哀悼，这是难能可贵的，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性格和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李忱的这首七律无论在格律上，还是在“起承转合”的文法上都是尽量按照格律诗的规则来创作的，唯有“琵琶篇”三字是固有词汇，出律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李忱既没有弃用，也没有强行修改。

这才叫做“不以词害意”。

这种写诗上的折中之笔，反映到唐宣宗的性格上，再凸显在他的为人治国之上，我们大概就能理解他最宠爱的令狐绹的话了。《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九·唐纪六十五》：

上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尝见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一刻许，复整容曰：“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复得相见。”乃起入宫。令狐綯谓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

说正事的时候极威严，说闲话的时候极随意。智术治国，切换自如，游刃有余。令狐绹受宠十年，依然每次在奏事之时，都惶恐得汗流浃背。

唐宣宗李忱法度严明却又平易近人，文治武功却又从善如流，这样的性格如何不让大唐中兴？“大中之治”的繁华昌盛是来得有理由的。

当然，这些与他在写《吊白居易》中如何处理一处小小的三平尾的关系不大。

只是以小见大，所谓成大事者，既严谨细致却又懂得变通，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