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货，使民不盗；不令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解释：尚贤则民争是怎样的一个道理呢？我们说尚贤即意味着统治者从被他统治的百姓当中选择出一部分成员来，由于他们符合了某个特定的智力和体力的标准，而称他们是贤明之士，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政治权力和分配他们以一定的经济财富，从而使他们协助统治者来统治百姓。那么，很显然，百姓中的另外一部分成员由于不符合这个特定的智力和体力的标准便被认为是愚昧之士，自然也将得不到统治者分配给贤明之士的那些权力和财富的待遇了。这样一来，由于统治者的尚贤政策，使得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分化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即贤士和愚士。由于统治者给予的不同等待遇，贤士将获得权力和财富，而愚士则将一无所有。贤士有权有势又有财富，所以富有而尊贵；愚士则无权无势又缺衣少食，所以贫乏而卑贱。由于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分化，便发生了贤士和愚士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甚至是仇视和斗争。历代的官民矛盾和阶级斗争便是这一道理的实际例证。人们都向往权力和财富，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它们。这样，为了获取功名利禄，除了需要天资和勤奋之外，必然的还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所以，统治者的尚贤政策便是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竞争和斗争的根源。所以，尚贤则民争。反之，不尚贤则民不争。同一原理，如果统治者采取贵难得之货的政治策略，就会激励社会成员对于财富占有欲望，进而争抢财货。由于社会资源是有限的，那些占有较多社会资源的成员便自然的成为富有的社会成员了。而那些不能够占有社会资源或是占有较少社会资源的成员便成为贫穷的社会成员了。这样一来，由于统治者贵难得之货的政策，便使得作为整体的社会组织中发生了贫穷和富有的两极分化。这样的社会愈益发达，社会资源便会愈集中，贫富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便日益加深加大。富到应有尽有，穷到一无所有，那么贫穷和匮乏者只能通过掠夺和偷盗的方式和途径来获取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了。所以，贵难得之货则民盗。反之，不贵难得之货则民不盗。如果统治者整日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不知往返，便会导致人们对于他们的羡慕和妒忌，激发人们对于不劳而获，声色犬马生活的向往与渴求，从而激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所以令见可欲则民心乱。反之，不令见可欲则民心不乱。

通过以上的讨论使我们认识到,统治者的“尚贤”,“贵难得之货”,“令见可欲的”为政政策,会促使社会集团内部的两极分化,深化阶级之间矛盾,从而增加了不利于社会团结的因素,使社会集团内部充满了矛盾,对立和斗争,一旦社会矛盾被激化到足够的程度,社会集团便由于自身内部的矛盾的不可调解而自我解体了.这是与政治家和统治者们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初衷截然相反的结果.统治者必须要通过社会集团内部的团结来实现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目标.然而政治家们所惯常使用的策略,诸如“尚贤”，“贵难得之货”，“令见可欲”之类，却是破坏社会集团内部团结的根本原因。

不尚贤，即统治者不采用尚贤的政策去治理社会，这样一来被统治的百姓便不再会有贤、愚、智、不肖的人为划分，由于统治者不再因为某些特定的素质而给部分人群分配特权和财富，从而使得该社会集团的公民实现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上的绝对平等。每一个公民在权力和财富上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于是便不再会产生公民之间的对立和竞争。天资好的人不再为天资差的人妒忌和羡慕，天资差的人也不再被天资好的人鄙视和嫌弃，社会上不存在精英层和非精英层的人为划分，没有人因为权力和财富而高贵，也没有人因为没有权力和财富而卑戝。虽然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智力和体力上的先天差异，但是社会不会因为某些人呆痴和羸弱而遗弃他们，也不会因为某些人天资聪慧和体力过人而分配特权和财富。人人都是平等的，就是说每个人都分配有同等的社会权力，都分配有等量的社会资源，所以便没有了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对立，也没有了贫和富的分化，从而便杜绝了使人们发生仇视和斗争的社会根源。所以，不尚贤则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即统治者采用不以稀有之物为贵的策略去治理社会，而所谓的稀有之物即是指通常被理解为代表财富的金银玉石之类。若统治者以之为贵，因其代表财富而争抢之、掠夺之，则必然会导致全体社会成员对其占有的欲望。反之，统治者不以之为贵，则社会资源便不再会有贵贱的人为划分。于是社会资源中不再会因为其中的一部分稀有或贵重而被竞相争抢，即使被拥有也不会因为其多寡而被视为财富的标志，物因其性而为人所用，但没有人因为某些物品稀有和贵重而争抢之、聚敛之。所以社会上不存在财富的概念，也不存在标志财富的物品。于是便不存在偷盗抢夺这样的行为发生，所以不贵难得之货则民不盗。统治者如果不因为能够治理社会的能力而感觉高高在上，也不认为应该拥有最高的权力和最多的财富，而是甘愿和百姓过同等的社会生活。不去过不劳而获、歌舞升平，奢侈靡烂的生活，就不会引起人民对他的那种生活的向望与渴求，进而发生争夺那些权力和财富的行为。既然做皇帝是那么好，皇位自然就人人都想坐，所以有史以来皇位就是轮流坐的。所以令见可欲则民心乱而难治。反之，不令见可欲则民心不乱而可治。可欲即是指可以激发人们欲望的事物，在这里即是指权力、财富和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这些东西。

“尚贤”、“贵难得之货”、“令见可欲”这些为政策略由于是以破坏社会团结为前提的，所以便不可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即天下清静的政治目标的。正是这些政策才是导致天下纷乱的根本原因，所以称这些策略是有为的。反之，“不尚贤”，“不贵又难得之货” ，“不令见可欲” 这些为政策略，却能消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上的绝对平等，使人类进入大同社会，而实现天下清静的政治目标。所以称这些策略是无为的。但是现世的统治者们的为政，皆是以“尚贤”、“贵难得之货”和“令见可欲”为基础的。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力、财富和虚荣，所以社会不能长治久安，不能得天下清静太平。而若使天下太平清静，使人类社会大同，则必须反其道而行，“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 ，“不令见可欲” 即要求为政者以身做则放弃权力、财富和虚荣这些东西，进而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放弃这些不利于社会团结的事物，这才是圣人之为无为的基本内容。所以为无为不是不为，而是指为“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 ，“不令见可欲” 的不以破坏社会团结为基础的政治策略。

所以，圣人治理社会，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只知道温饱和强健体魄，而不去引导他们的欲望和志向。使百姓无知识从而不发生欲望，而这里的知识，不是指别的什么内容，而只是指权力、财富和虚荣这些破坏社会团结的知识和内容。“不尚贤”使人民无知于权力，“不贵难得之货” 使人民无知于财货，“不令见可欲” 使人民无知于不劳而获、奢侈淫乱的生活方式。这样，社会上便没有了权力、财富和多欲这些事物，从而也就没有了由于权力和财富的不平均分配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现象，没有了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对立和斗争，没有了贫富的两极分化，没有了高低贵贱的区别和对立，从而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上的绝对平等，也就消灭了社会上竞争、盗抢和暴乱这些行为和现象。从而使天下得清静太平，即所谓的为无为而无不为。即使某些“智者”知道“尚贤”、“贵难得之货” 、“令见可欲” 的为政方法，也不敢去采取这些政策，以此使人类社会实现大同。

统治者不以尚贤的策略去治理社会，则社会集团就不会发生精英层与非精英层、当权者与非当权者的分化和对立，从而也就不会发生高贵与贫贱的分化和对立，从而便不会发生社会成员对于功名利禄的追逐和竞争；统治者不以稀有和贵重的物品为财富标志的策略去治理社会，不主动引导社会成员去争抢和占有稀有或贵重的财货，则社会资源在百姓的眼中便不会发生贵贱的分别。由于不形成财富的概念，也就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和事物，所以便不会有人将某种社会资源据为己有，从而也不会发生偷盗和争抢社会资源的行为；统治者不去争权夺利，不去攫取财富，不去过不劳而获、歌舞声平、奢侈淫乱的生活方式，不因为自己治理社会之功而称孤道寡身轻百姓，不因为自己功高而聚敛财富过极尽享乐的生活,这样百姓便无从获知权力、财富和不劳而获的知识，从而也就不会发生对于这些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所谓无知则无欲。所以圣人治理社会就是要使百姓但求温饱而不去思想，强健筋骨而不要有所志向，消弥权力、财富和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没有功名利禄，便不会有对于功名利禄的追逐和竞争；没有难得之货便没有对于稀有和贵重财货的争抢和占有；没有朱门酒肉臭和贫寒无一物的强烈对比，也不会有百姓对于安逸和淫乐的向往和追求，正所谓无知则无欲，以此使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使那些多知多欲者不敢有所做为。以无为的策略去治理社会，可以消弥社会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使人人平等，从而团结和睦，从而使社会得以清静太平而进入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