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价中国两千年思想家、文学家，我最佩服两个人：一为孔子孔圣人，一为鲁迅周树人。

孔子博大精深，论学问、思想、传承，纵横天下，千古一人。却又匆匆就道，奔波于途，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一往无前，虽忙忙如丧家之犬却不改初心，纵有尤怨，却能始终。

鲁迅先生，半路出家，才气卓越，洞彻人性而能入微，纵观千古而能阐发，在百年大变局之间，以一秀才书生之身力挡千军无惧，有才华、有气度、有胆识、有血性，是真的勇士、猛士、志士、侠士，国士无双！

鲁迅先生

先生学问、思想，大都集中在他的作品中，在他一篇篇字字珠玑、精彩绝伦的文章中，读先生的文章，真有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之感，以下是从先生作品中随意摘录的10句话，字字智慧，句句珍奇，真是文学中的瑰宝：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容个尽头！

鲁迅一生，创作不止，著作等身，其名文、名句、名言数十百之多，然若论振聋发聩、直戳心窝的话，我认为此为最有名的一句。

这句话出自《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写于1926年4月1日，收录于《华盖集续编》。

鲁迅的学生刘和珍

任何所谓的革命，每每是学生冲在最前面，他们是最无畏、最无惧、最赤诚、最无牵挂、最肯舍命的一群人，但每每又是最不懂得保护自己、最容易被人利用、最无知、最无助的一群人，每当纷乱来临，刀剑丛林，枪炮洗刷，每每最先遭受屠戮的就是他们，当赤诚面对老奸巨猾时，献出的，除了满腔热忱外，就只有血肉和稚嫩的身躯了。

鲁迅先生写作一生，著作等身，在他无数文章以及数十百句经典名言之中，这一句应该最最著名的了。

当刘和珍君喋血府门前，当40多个中国青年“为了中国而死”，令“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的鲁迅先生，此时者不禁万分惊异了，他不相信有人会下劣凶残至此，对一个性情和蔼、常露微笑的文弱女生痛下杀手，对这目不忍视的惨象，先生“出离愤怒了”，下笔著雄文，鞭笞行凶者和镇压者。

先生的笔锋利无比，对一切黑暗的、腐朽的、恶毒的势力和衰人，有剥皮露骨之效，至今惊人耳目。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这句话出自《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12月3日，当时鲁迅在北京，那段时间，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鲁迅在日本留学，开始本来学医，以为国民体弱多病，学好了医便回来为国效力、为民治病，救治像他父亲一样被耽误或误症的病人，后来却发现，精神的病比身体的病要吓人好多，面对同胞被异族杀害、鲜血淋漓却麻木不仁，围观的兴奋中没有丝毫同情，还遑论反抗。

鲁迅和妻子许广平、儿子周海婴

有鉴于此，鲁迅便改行推行文艺，在办杂志之余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开始写小说、散文、杂文，小说结成第一个集子，就成了《呐喊》。

《呐喊》收集了鲁迅从1918年到1922年创作的小说，共有十四篇，包括《狂人日记》《孔乙已》《药》《故乡》《阿Q正传》《社戏》等，几乎篇篇都精彩，篇篇都有名。

我是读鲁迅小说长大的，喜欢他的文字，尤其是深入细致的人性理解，就像上面这句自序中的话，深刻，发人之所未发，让人生出感佩。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敢于挑战旧礼制、旧传统，揭露封建礼教丑恶一面的文字，并不少，尤其是上世纪之初的那十数二十年间，在西风东渐过程中先知先觉者们，写下了大量这样的文字，表达了很多这样的思想，但将这种思想如画笔、刻刀，惟妙惟肖而深刻揭露出来的文字，鲁迅此句当算第一。

鲁迅雕塑

这篇《狂人日记》小说写于1918年4月，最先发表在1918年《新青年》杂志第5期，也是先生第一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作品，且从此开始，先生名头渐渐大了起来，以至于后来成为了一代文宗和民族魂。

特别难得的是，小说把2千年以来，人们当作行为准则的“仁义道德”视为王权贵族“吃人”的工具加以揭露，既独特，又入木三分。

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篇《故乡》，首发于1921年《新青年》第5期，后收录于《呐喊》。

其实，这篇小说里，还有一句话我至今都还能背诵：“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

少年闰土

我一直喜欢这篇小说，喜欢少年闰土，喜欢那沙地上，项带银圈的少年，特别是那句“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那几乎是我少年时代常常垂涎的图景。

然而，让人悲哀的是，所有的希望往往以失望告终，无论先前是多么的清澈、清洁、清纯、清朗、清新、清晰，到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蒙上生活的积秽和岁月的污尘，是岁月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岁月？

闰土的反差，是让人心灰意冷的初因，但宏儿和水生们呢？他们将来也会重复我们以前的老路而一无变更吗？

说到底都是悲哀的，前程不可逆料，给个希望，也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舍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灵魂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已，也还都不错。

这篇《祝福》完成于1924年2月7日，最初刊发于当年3月25日上海《东方杂志》21卷6号上，后收录于鲁迅小说集《彷徨》。

祥林嫂

在上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因思想冲撞而产生的文艺作品不少，从同情与支持的角度写女性的小说也不少，但几乎没有一篇能写得如先生《祝福》这么深刻，对人物的刻画，没有一篇能超过先生的祥林嫂。

人性因隔膜而仇视，因地位而践踏，因礼教而摧残，因自私而迫害。但正因为礼教的强大，弱者被“吃”之后，地球照样转，人也照旧活，人们在感觉上没有觉得有丝毫的不妥，这正是让人悲哀的地方。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是《秋夜》中的句子，此文作于1924年9月15年，最初发表于当年12月1日《语丝》周刊上，后辑录于散文诗集《野草》。

要说鲁迅先生文章中的语言，这一句最是让人“烧脑”的一句。

面对这句话，有人认为是废话，也有人认为妙不可言，当然，也还有人不以为然。

不是因为鲁迅先生是大家，他老人家粗心犯错都以为“妙不可言”，但以寻常心来说，即便是一般的写作者，若真是病句，自己是能够意识到的。

鲁迅故里

先生珍视自己的作品，如同鸟珍惜羽毛，在文章中偶有差错在所难免，但要在这个全篇开头、如此重要的地方犯低级错误，则万不可能。

这其实是一个修辞手法，不是重复，而是“反复”，通过这种反复，来加强语气，强调情绪。

鲁迅在这里要加强什么语气、强调什么情绪呢？

那就是寂寞和悲凉。

说那句话的时候，你分明能感觉到先生那种“要死不脱气”的语气。

到处是压制的氛围，到处是腐烂的空气，到处是鲜血淋漓的镇压，还有那奇怪而高的天空，多么寂寥啊，多么沉闷啊，逼仄到让人好好说话的力气有似乎没有多少了。

看看先生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所说：“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与上句巧而契合，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指向一个成语：百无聊赖。

但是，毕竟还有枣树，毕竟还有它们向天空尽力伸展的枝丫，以及来年还要变绿、长枝、开花、结果的枣树。

所以，先生的心中，是始终抱有希望的，如同泅渡的人手里，始终抓着一块求生的木板。

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这句话出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写作于1919年10月，后收录杂文集《坟》中。

中国的纲常，已经有2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了2千多年，也禁锢了人们2千多年。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自从有了“纲”后，子对于父，犹如臣对于君，孝顺与忠贞，要始终如一，生死不变，哪怕是个暴君，哪怕是个混蛋，也要忠，也要孝。

鲁迅父子

父子关系，是中国人历来最微妙的关系之一。

“不苟言笑，不好亲近，不可忤逆”，是几千年封建时代父亲的三大特点，这严重背离人之常情，但却又无奈的成为了谁也无法改变的现实。

鲁迅先生有感于此，在改革家庭、解决固化的父子关系问题，而写下了此文。

其实，远如东汉文学家、孔子二十世孙的孔融就曾说：“父之子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中国的作家，历来少有鲁迅的洞察，即使有他那份洞察，也缺乏他那种敢于揭露的勇气，即使有他这份勇气，又往往缺乏这种才情，集深刻、勇敢、才气于一身，而又能将国人奴性、惰性、骄横、狡诈、虚伪的面具一层层揭下露骨到让人叹服者，唯先生一人而已。

鲁迅先生

这篇《这个与那个》写于1925年12月20日，最初发表于北京《国民新报副刊》，后收于鲁迅的杂文集《华盖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套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荣光。

此文《论睁了眼看》，为鲁迅杂文，写于1925年7月22日，初发于1925年8月3日《语丝》38期，后录入《坟》。

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

鲁迅鞭挞国民性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大抵在此文中已经展现无遗。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是《为了忘却的记念》，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1日上海《现代》（施蛰存、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杜衡等“上海现代派”作家合力编辑）杂志，后收录于鲁迅杂文集《南腔北调集》。

先生的文章总是一脉相承的，先有《纪念刘和珍君》，后有《为了忘却的记念》，虽然二文章的写作前后相隔八年之久，但在精神层面是承前启后的，正于先生的《无题》诗言：“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此文及前文，就是先生“怒向刀丛觅小诗”的结果，但这种结果却是以“忍看朋辈成新鬼”为前提的，让悲从中起、怒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