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初，在今俄罗斯哈卡斯自治共和国首府阿巴坎发现了一座汉式宫殿遗址，中外学术界对这座宫殿的主人进行考证，提出了汉家公主说、汉降将李陵说、丁零王卫律说、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说等不同看法。在梳理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根据宫殿的具体时代和史书记载，提出新认识，这座宫殿的主人应为王莽时期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

1940年，在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哈卡斯自治共和国首府阿巴坎（曾译为阿巴干）南8公里处，发现了一座汉式宫殿遗址。1941年，著名学者C.B.吉谢列夫主持对这处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掘，发现有中央大殿和厢房，经复原为四面坡垂檐瓦顶式建筑，被称为“最北方的汉式宫殿”。在中央大殿的四周发现许多板瓦、瓦当，其中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等字样。此外，在建筑中还发现用石块砌成的取暖设备、绿玉椭圆形花瓶残片、环首刀、铜制铺首等遗物[1]。关于这座汉式宫殿的主人，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笔者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尝试提出新的看法。

一、宫殿遗址发现的具体情况

在阿巴坎发现的宫殿遗址及周围的出土物与我国汉代建筑遗址及出土文物十分相似。我国汉代建筑一般以中央大殿为中心，两旁列有厢房。阿巴坎发现的汉式宫殿，中央大殿四周散落着板瓦、瓦当，从其结构及形制看都属汉代同期的文物，特别是“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有铭瓦当，字体结构及释读顺序与汉代相同，其吉语也为汉代所流行。王仲殊先生认为，用“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吉祥文字作为瓦当的装饰是从西汉开始的，汉代一直盛行[2]。在阿巴坎发现的汉式宫殿的有铭瓦当数量很多，常见吉祥文字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亿年无疆”“与天无极”等。至于铜制铺首，汉代原建筑物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通过比对在山东沂南县北村寨发现的汉墓石刻画像，有整座房屋的透视图，房屋门上有铺首[3]，还有在江苏等地发现的石刻铺首，都与在阿巴坎发现的宫殿的铜制铺首相似。所以，从出土物及大殿结构和布局可以断定，此宫殿为汉代同期遗址。

从遗址位置看，西汉时期生活在这一带的是匈奴统治下的丁零人。匈奴强大时，“大破灭东胡王，而虏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4]。《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之处，使牧羝……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4]《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有钉灵之国。”[5]“丁令”“钉灵”“丁零”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的称谓，“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在匈奴征服丁零之后，匈奴人有可能与丁零人在贝加尔湖一带长期混居。阿巴坎就在贝加尔湖以西不远的地方，这座宫殿遗址在公元前后处于丁零人的聚居区内，瓦当之大，门之宽，说明宫殿规模很大，绝非普通人的建筑。

二、学者对宫殿主人的多方考证

这座汉式宫殿的主人究竟为何人，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汉朝时期，今贝加尔湖地区属于匈奴统治下的丁零人居住区，一个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民族，在距离匈奴单于王庭甚远的地方，建造这样一座宏伟的汉式宫殿，这是难以想象的。经民族史学界考证，汉朝时期，匈奴单于王庭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此地距阿巴坎的直线距离为1300余公里，不可能是匈奴单于直接居住的宫殿，行宫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至今在匈奴单于王庭所在地还没有发现汉式宫殿遗址。

《汉书·匈奴传》中有“范夫人城”的记载：“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据应劭解释说：“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6]如此看来，匈奴并无城池。匈奴当时以部落为单位，各首领有自己的领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谓匈奴所都处为‘庭’。乐户云：‘单于无城郭，不知何以国之，穹庐前地若庭，故云庭。’”[4]由此可知，阿巴坎发现的汉式宫殿不可能是匈奴单于的行宫。那么，这座宫殿究竟是何人所建呢？

俄罗斯学者吉谢列夫等人认为是汉降匈奴的武将李陵[1]，其依据为《新唐书·回鹘传下》的记载：“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汉降将李陵为右贤王，卫律为丁零王”[7]。同传又载：“人皆长大，赤发、析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7]他认为，李陵被匈奴单于封为右贤王，地位仅次于左贤王，有条件建筑汉式宫殿，再加上当时在此地区有许多“黑瞳者”被认为是李陵的后裔。但是，《史记》中并无明确记载李陵的官职。《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4]李陵当时率兵五千余人，而回到汉朝的只有四百多人，其余的不可能全部战死，必有一部分跟随李陵投降了匈奴。匈奴为了防止汉降兵将逃离，将其置于离汉朝较远的地方，所以在丁零居住中心出现了“黑瞳者”，他们也许正是李陵随从的后裔。此外，在汉朝以前，由于民族大迁移，很可能有一些北部居民迁入贝加尔湖一带，他们也可能是史书中所记载的“黑瞳者”。《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灵王，皆贵用事。”[4]同传又载：“匈奴爱之（卫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陵在匈奴二十余年，元平元年病死。”[4]《资治通鉴》也有相似的记载。从文献资料看，唐宋及以后的史籍，除《新唐书》外，都记载李陵为右校王，很可能是《新唐书》的编撰者在音译上出现错误。匈奴的官制中，左右贤王必由单于子弟担任，分别统管匈奴国土的近半。所以，李陵当时应是右校王，而不是右贤王，位在丁零王卫律之下，也就是说，他是没有条件去建筑汉式宫殿的。《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4]当汉朝使臣说服李陵重新归汉时，陵曰：“吾已胡服矣”，又曰：“归易耳，恐再受辱奈何，大丈夫不能再辱”[4]。这样看来，李陵当时已经忠诚于匈奴，不可能为了思念汉朝而建筑宫殿，更不能用“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之类的吉祥语来恭维汉朝皇帝。即便他不适应游牧生活，也没有理由和条件去修建一座汉式宫殿。因此，这座汉式宫殿的主人并非李陵，而是另有其人。

郭沫若先生认为，在阿巴坎发掘的汉式宫殿属于某个汉家公主，“可能是汉家公主下嫁时，王室为慰藉她的乡愁，特别建立此屋，以为陪媵”[8]。由于匈奴与汉朝长期战争，双方损失都很严重，边境不得安宁，为缓和这种关系，汉帝把皇室女儿嫁到匈奴，与匈奴和亲。郭沫若先生认为，这座宫殿是匈奴为汉家公主修建的宫殿，这一看法缺乏实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遣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4]匈奴时常违背条约，侵扰汉朝，也就不会把嫁到匈奴的汉家公主看得很重。如果是匈奴为汉家公主所修，显示厚待之意，也不可能把宫殿的位置选在离王庭很远的地方。如果是匈奴单于有意疏远汉家公主，那又何必为其修建豪华的宫殿呢？

还有人认为这座宫殿是丁零王卫律所建，岑仲勉、段连勤等先生都持这一观点，认为汉将卫律降匈奴后，受到单于的厚待，由于其不适应游牧生活而为其修建[9]。这一观点也有欠缺之处。卫律本长水胡人，不可能不适应游牧生活。卫律降匈奴后，官拜丁零王，属匈奴单于的近臣，忠于匈奴。《汉书·匈奴传》记载：“贰师将军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6]可见，卫律已忠于匈奴，绝不会建一座汉式宫殿来表达对汉朝的思念。此外，卫律修建宫殿，无论是从他与汉朝的关系还是他在匈奴的地位来看，都是不可能的。卫律与汉朝为敌，汉朝当然不会给予帮助，而在匈奴内部，如果匈奴单于给卫律以如此优待，必定会引起他人嫉妒，导致纷争。更何况，当时投降匈奴的汉将中还有地位比卫律高的人。《汉书·匈奴传》记载：“贰师降。单于素知其汉大将贵臣，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6]也就是说，即便修筑宫殿是匈奴单于给投诚汉将的优待，卫律也不会是第一个领赏之人。因此，丁零王卫律不可能是这座宫殿的主人。

周连宽先生认为，这座宫殿的主人是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10]。条件有五：其一，其人可能生长于王莽时代，与瓦当文字相符；其二，其人习尚中国风俗和文化；其三，其人必与汉有特殊的亲切关系；其四，其时单于必对汉屈节称臣；其五，其治庭必在丁零或距丁零不远。这五个条件恰好须卜居次云都具备。孙家洲也同意这个观点[11]。《汉书·王莽传中》记载：“始建元年……改四门长乐宫曰常乐宫，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长安曰常安。”考古发掘属王莽时期的实物，有把“长”字改为“常”字。而在阿巴坎发现的宫殿遗址出土瓦当中就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字样，据此断定这座宫殿为王莽时期的宫殿。《汉书·王莽传上》记载：“……（风单于）又遣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入侍，以媚事太后。”[6]同传下又云：“初，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其妻王昭君女也，尝内附。”[6]这些记述可以证实王昭君之女须卜居次云生长于王莽时期，这符合第一个条件。须卜居次云从小跟从其母，长大后又入侍汉太后，习尚中国风俗。须卜居次云本属汉家血统，竭力主张和亲，当然与汉朝有特殊的亲密关系。《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与中国和亲……云、当遂劝咸（乌累单于）和亲。”[6]在乌累单于以前，乌珠留单于遵命更新印，改名号。匈奴自呼韩邪单于以来一直依附于汉朝，虽然双方时常有战争，但都是一些边境上的小摩擦，并未破坏双方的正常关系，这样第四个条件也具备。须卜当的驻牧地正好在丁零人的居住区，而云又是须卜当的妻子。这样看来，周连宽先生提出的五个条件，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都具备，这座宫殿似乎就是须卜居次云的宫殿。可是，在远离汉朝的丁零人居住区建筑一座汉式宫殿，工匠和建筑材料从何而来呢？材料有可能一部分是从汉朝运来，一部分是就地取材。因为经济文化交流，汉朝先进的制造技术必然传入匈奴，再加上匈奴经常侵扰边境，掠夺人口，其中必定有工匠，工匠还可能是丁零人居住区的“黑瞳者”。通过分析这一条件也可以看出，周连宽先生的分析并不严密，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连汉家公主都无法得到如此宏伟的宫殿，更何况是远嫁匈奴的公主之女。

三、对宫殿主人的新认识

笔者认为，这座宫殿的主人很可能是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大，左右骨都侯辅政……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4]裴骃认为，“呼衍氏、须卜氏常与单于婚姻”[4]。右骨都侯是辅佐单于处理政务的大臣，而须卜氏又为匈奴“贵种”，与单于联姻，可见地位之高。那么，当时须卜当的驻牧地在何处呢？《汉书·王莽传下》记载：“……始欲诱迎当，大司马严尤谏曰：‘当在匈奴右部，兵不侵边。’”[6]《汉书·匈奴传》记载：“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6]由此可知，匈奴右地包括上郡以西的草原及新疆天山一带。根据《汉书·匈奴传》的记载，匈奴右地的南部曾是右贤王、昆邪王、休屠王、犁汙王、温偶駼王等的直辖地，在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以南，而须卜当不在匈奴右地的南部。《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于是汉已得昆邪，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6]次年，汉使贰师将军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6]。后，右贤王、犁汙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6]。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尚书王根遣使至匈奴，向单于索取张掖，单于答曰：“此温偶駼王所居之地，且为先父遗留之地，不敢失”[6]。以上所提及的朔方、陇西、北地、酒泉、番和、张掖等都属于匈奴右地南部，须卜当不可能在此地驻牧。

在西域一带有日逐王统辖。《汉书·西域传》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使之管领西域，常川驻在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征收各族赋税。”[6]根据这段文献，须卜当的驻牧地也不在西域，应该在匈奴右地的北部。《汉书·匈奴传》记载：“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6]乌孙在今伊犁河谷一带，其发兵强大的匈奴，只是进入匈奴的边地，乌孙在天山以北，右谷蠡王应在天山以北一带。《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六年春，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卢城。”[13]伊吾卢即今哈密，可见呼衍王在今新疆哈密至吐鲁番一带。此外，学者考证，东蒲类王驻牧地在今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南犁汙王的驻牧地在今新疆吐鲁番以西腾格里山一带[14]。这样看来，匈奴右地北部只剩下今贝加尔湖一带及以南的地区。《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于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檠弓弩，于靬王爱之，给其衣食。”[4]看来，须卜当的统辖区很可能就在今贝加尔湖以西的地方，而阿巴坎就在此地。丁零王卫律死后，史书无明确记载丁零王继任者为谁，须卜当既是右骨都侯，又是辅佐之臣，完全有可能兼领丁零。其势力庞大，修建一座宫殿并不为奇，也不会招致匈奴其他首领的妒恨。

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驻牧地的位置看，这座宫殿的主人都非右骨都侯须卜当莫属。须卜当力主与汉朝和亲，他修筑宫殿可以得到汉朝的支持和帮助。《资治通鉴》记载：“（王莽天凤元年）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伊墨居次云劝单于和亲，遣人之西虎猛制虏塞下。”[14]《汉书·匈奴传》记载：“咸等至，多遗单于金珍，因谕说改其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赐印绶。封骨都侯当为后安公，当子男奢为后安侯。”[6]从这些记载都可以看出，右骨都侯须卜当对汉朝的和亲态度恳切，汉朝也对他予以厚待。须卜当或是出于对汉朝的尊敬，或是出于爱怜自己的妻子，应是在汉朝的帮助下修筑了这座汉式宫殿。

总之，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汉式宫殿遗址的主人深受汉朝影响且身居要职，唯有此才能具备修筑这座宏伟宫殿的基本条件。目前学界对宫殿主人的争议很大，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还需要大量实据进一步考证。弄清这座宫殿的主人，对匈奴与汉朝的民族关系史研究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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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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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段连勤.匈奴国家时期的丁零[J].新疆社会科学，1987（6）.

[10]周连宽.苏联南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J].考古学报，1956（4）.

[11]孙家洲.“最北方的汉式宫殿”与王昭君的女儿女婿[J].文史天地，2018（4）.

[1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林干.匈奴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7.

原文引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总第161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