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短视频版权争议风波不断，也因此引发了人们对于短视频平台是否具有过滤责任的讨论。在司法实践中，目前出现了通过禁令进行过滤责任设定的现象，值得进行探讨和思考。
传统上，作品的传播模式，是一个商业组织为主的模式，不管是出版社、唱片公司、电影制作公司主要是商业性公司为主，但是相对于网络侵权的传统讨论，包括平台责任，短视频领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在短视频行业发展，包括直播行业发展起来之后，随着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模式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去中心化、分散化。
处理传统的长视频侵权时不需要区分，比如说在百度网盘等视频分享网站上，看到对应侵权的情况，一定是原始的长视频，或者“切条搬运”，包括以前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也比较常见是这样状态，侵权可以被推定，这种情况下打击网络盗版，给平台更强的审核、更高的注意义务，有比较好的基础。
而短视频侵权认定情况则有所不同，即使在个案当中可能都是疑难状态，特别是对于合理使用的认定。在调研当中也发现，有些短视频没有特别清晰的授权过程，但是实际上有“内部授权”的可能性，只是不规范，这就要与传统的网络盗版场景区分开。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探讨短视频治理或者平台治理过滤措施责任的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图景。
前车之鉴
关于诉前、诉中禁令，目前有法院支持，也有法院驳回。北京知产法院处理很巧妙，最后没有给行为保全裁定，而是通过被申请人承诺的方式，采用了一种比较和谐的，比较折中的处理方案。
这跟传统禁令不太一样，传统的禁令，比如“通知删除”类似的规则放在禁令里面，指出特定的链接要求平台下架，这样的过程本来可以通过“通知删除”机制来完成，但是现在很多原告版权方，会通过所谓“一揽子”的过滤义务，要求裁定被告平台是删除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过滤和拦截用户上传的。那么这种有效措施过滤与拦截，是针对于还没有发生，或者可能在平台上，但是没有指出特定链接情况，进行“一揽子”的过滤性的措施。
对于过滤措施，目前来看至少在法条与司法解释当中，没有明确要求平台履行承担这样的过滤义务，平台不承担一般性的审查义务。
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法院是不是通常认定平台要承担这样的义务？或者司法会不会认定平台有一般性义务？
回溯到若干前百度文库的例子，因为韩寒特定的通知行为，法院认为，对这个特定的文字作品，百度需要履行较高的注意义务。在中青文诉百度文库的案子当中，有较高的阅读量导致注意义务较高，但是这里面没有提出一般性的注意义务，只是说当出现所谓的阈值情况，平台可能要去实施一般理性人足以能够发现的情形，有必要进行事先处理。
在淘宝诉喜马拉雅案则是另外一个角度，喜马拉雅做了过滤措施，本身被认为是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这是一个正面的，但是也没有认定不进行“过滤”就违反了特定的法定义务。在搜狐诉百度网盘案子当中，告知函要求对被告对所有涉案作品都要进行排除，法院认为进行完全的排查或者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造，以实现快速定位，这是加重了负担，一方面不是一个经营者要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也可能不当损害用户的合法权，可以从中看到利益平衡的观念。
优酷诉百度网盘案是比较经典的要求被告“过滤"的案子，要求被告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侵权是有必要性的。这里面法院也做了利益平衡，比如说遏制侵权，减少权利人损失，降低自身侵权风险，同时强调了不会对用户利益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误伤的可能性很低，误伤也是可以去解决的。
短视频窘境
法院利益平衡的分析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但短视频领域可能跟百度网盘长视频的情形是不太一样。
比如这里面提到用户利益损害，实际上在短视频里面有很多的用户，不仅仅只是一个内容分享者，还是一个经营者。另外，比较长视频与短视频区别，会发现在短视频领域不构成侵权、经过授权构成合理使用等场景可能都会被技术的手段误伤，这些区别都需要考虑。
这几个案子大多认定被告没有事前审查过滤义务，如果给其审查过滤义务，会扩大原告的权利范围，损害大众获取信息的自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被告的正常商业利益，增大平台运营成本，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
从案件可以看到法官对利益平衡的考量。同样腾讯诉抖音的案子，被告败诉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过滤的问题，而是因为通知删除的问题，法院同样认为在海量的用户情况下，要求一一核实，实际上也是不利于行业发展。
可以发现，在过滤义务问题上，不管是从长视频时代到短视频时代，法院没有形成共识，相反的，法院强调要求一揽子处理的话，可能带来利益上的损害。
总结来看，过滤并不是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的平台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也没有在司法上形成共识。在这样的立法与司法背景下，如果要探讨过滤本身的义务设置，通过禁令的方式是不太合适的，即使要设置义务，也应该是经过双方论证、庭审，经过证据提交，最后判决书也要进行充分的说理。
在禁令的环节，为了应对突发的紧急需求，可以对特定的链接要求禁令删除，但是在禁令环节设置一个实体性，甚至可能对现有的实体规则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变化的规则，非常不妥当。
因为禁令不是要解决实体规则的问题，更多是对原告权利辅助性的程序设计。这也是一些程序法专家提到的，禁令这个制度本身的定位是特别重要的，不应该在这个制度里去保障存在争议的，或者建构一些存在争议的规则，这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