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八世纪末至公元前五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对于亚洲腹地的黄河、长江中下游两岸、西起陕甘东至太平洋西岸的区域来说，是一段并不乐观的岁月。用最简洁的笔触将这段岁月记录下来，便成为一部名为《春秋》的著作。此后，人们又以这部著作的名字来命名这两个半世纪，称它为“春秋”。“春秋”是“春夏秋冬”的省写，是度量“时间”的单位，所以，《春秋》是一部“时间之书”，记录的是来来往往的岁月里所发生的种种。有自然现象，虫害（蝗虫、甲壳虫、能化蛾的蠕虫，种类不一）、下霜、暖冬、山崩、流星雨，还有三十几次日食，绝大多数能用现代科技验算证实，还有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也记社会现象和政治事件，修筑城郭、举行祭祀、国际会议、高层互访、领导人即位、列国通婚（以及婚姻破裂）、叛逃和谋杀，还有几百次战争（有宣战的，有偷袭的，还有暴乱、内战、攻入城邑、消灭国家，种类不一）。这些加在一起，总共用了一万六千多字。（《春秋》古本比这多一千多字，今已不存。）

《春秋经传集解》书影，宋嘉定九年兴国军学刊本

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因为每条记录没有几个字，像是报纸上的新闻标题，而且各条独立，初看起来，仿佛前言不搭后语。从《春秋》记录信息的密度来看，不写成这么简略是不可能的。

尽管极端简略，《春秋》却还是有立场的，它不止是事实的堆积。当时这片土地，大致可以由内而外划为三层：周王室——诸侯国——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春秋》不是周王室写的，也不是四夷写的，而是诸侯国里的鲁国写的，是鲁国史官所记录的国家历史。所以，《春秋》记事情，都是以鲁国为中心，涉及与鲁国友好或敌对的国家，涉及鲁国生存其中的环境和世界、涉及当时的诸侯霸主和周王室。《春秋》记事的视角和口吻，也是鲁国的，带着鲁国人的感情、好恶和是非判断。

比如鲁桓公六年，北戎攻打齐国。齐国向各国求援，各国大夫纷纷率军前来。列国的军队中，郑国的公子忽功劳最大，他大败戎军，擒获了戎人两个主将，并斩获戎军甲士三百人的头，都献给齐国了。为答谢各国援军，齐国人送来食品，请鲁国人帮忙排序分发。鲁国是周公旦的后裔，历史悠久，对周礼特别熟悉，也特别讲究，就理所当然地按诸侯分封的先后和爵位排序。这样做得罪了郑国人，因为郑国是西周末周宣王时候才建国的，自然排在了末后，可是他们的功劳又大，心里很不平衡。四年后，郑国便纠合齐、卫来打鲁国，要出这口气。于是，鲁国人在《春秋》中写道：“齐、卫、郑来战于郎。”这一句话里，是非和态度，都已经说清了。不用“侵”、“伐”等字，而说三国“来战”，便是指出鲁国本身并无错处，是那三国主动打上门来的，错在他们。本来，《春秋》记录军事行动，一般以为主者居首，这次本是郑国纠集齐、卫，鲁国却特意将它记在齐、卫之后，这仍是按周朝的班次排序，意在重申鲁国的排序原则，否定郑国妄自尊大的做法。

周公

又比如，《春秋》有“内讳”的笔法，对于本国出丑的事情，或者用曲笔表达，或者干脆不说。比如：襄公三十年，宋国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损失惨重，连国太夫人（就是鲁国嫁过去的伯姬，因为这事成为后世模范妇女的代表）都给烧死了。当时诸侯间有“恤邻救灾”的义务，于是，这年冬天，列国的卿大夫便集会讨论援助宋国。大家一开始本来宣称要捐款给宋国的，结果会开到最后竟都没有兑现。于是《春秋》中写道：“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这些“晋人”、“齐人”甚么的，在《左传》里名姓俱在，都是各国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春秋》之所以只称他们为“人”，好像无足轻重似的，是讥讽他们，意在贬低这次集会的意义，因为大家说完漂亮话，都不讲信用。后面加一句“宋灾故”，便平静地道出了批评他们的原因：他们打着救灾的旗号集会，结果仅止于集会而已，其实没为宋国做甚么。但是，根据《左传》，鲁卿叔孙豹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春秋》却放过了他，没有写“鲁人”，这是为本国隐讳，写得好像鲁国人不曾参与这次口头救援大会似的。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推断，如果《春秋》换了其他国家的人来写，一定还会记下许多鲁国《春秋》里所没有的事情；即使记录同一件事，由于立场和态度不同，面貌也一定不会与鲁国《春秋》雷同。

巧得很，那时候真有很多国家在作“《春秋》”呢。孟子曾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这便是说，晋国、楚国都有类似的著作传世，被一百多年后的孟子看到了。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或叫做“乘”、或叫做“梼杌”，不以“春秋”为名罢了。

孟子

类似的话，墨子也曾说过。他曾引用周、燕、宋、齐等国“《春秋》”中的故事，来证明鬼神是真实不虚的存在（见《墨子·明鬼》）。不过从他引的故事来看，似乎周、燕、齐、宋的“《春秋》”都要更详细一些，唯独鲁《春秋》最为简练。

于是，我们才明白，那时各国的史书，大都叫做“春秋”，这是史书的通名。至于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这是它们在某些国家的特定名字。

这真是太妙了：晋国是那时的超级大国，好比今天的美国，它的活动影响着诸多国家的生存质量和前途命运；楚国是新崛起的南蛮国家，喜欢以蛮夷自居，有着非常特异的文化和习俗，又有与晋国全然对立的利益和立场，长期与它竞争。如果把超级大国的《乘》和南蛮强国的《梼杌》，拿来同鲁国的《春秋》比照来读，参以墨子所说的各诸侯国的《春秋》，还有王室的“周之《春秋》”，展现出来的内容，不知道将有多么丰富！

但是很可惜，晋之《乘》、楚之《梼杌》，还有列国的各种《春秋》，并没有完整保存到今天。这些东西，在战国的诸子作品中，偶尔也还会有几句吧，不能说彻底消失了。作为完整作品流传的，却只有鲁《春秋》。

这样，鲁《春秋》也就显得格外宝贵，它成为反映这两个半世纪历史的唯一完整、连贯、信实的实时记录了。这也就是为甚么“春秋”后来成了鲁国《春秋》的专名，而后世的人们又用这部书的名字来标识这两个半世纪的原因。

鲁《春秋》没有像晋之《乘》、楚之《梼杌》那样销声匿迹，实在是托了孔子的福，这是孔子的重大文化贡献之一。

孔子是大教育家，正式注册过的弟子就有三千多。他给学生上课，诗、书、礼、乐都是主干课，这是当时贵族子弟普遍要受的教育。在孔子以前，官方办学的主要科目也是这些，培养的是品格良善、容止端庄、敬重传统、治国知识丰富的恺悌君子。到了孔子这里，便沿用了这些课程，只不过把教育的范围扩大到贵族之外，凡交过学费（“束脩以上”，十条或十条以上的干肉）的，不论甚么出身，都可以来学。

《圣迹图》之《退修诗书》

《春秋》也是孔子教学的科目之一，却是孔子晚年新开发的一门课程，跟“诗”、“书”、“礼”、“乐”不太一样。

《诗》和《书》，前者是当时的“红歌”、“怀旧金曲”之类，主要讲的是“文王之德”，是周朝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有点像我们今天学的“中国革命史”；后者是尧、舜、禹、商汤、周武、周公等各位伟大导师的重要讲话汇编，讲政治思想和治国原则，有一点点像我们今天的“马哲”、“毛概”、“邓论”，是一系列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学了这些，对于美德、善政便有了认识。再加上行动的规范（礼）和音乐的陶冶（乐），人就成长为未来政治生活的可靠后备力量——君子。

可是，到了孔子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变故多极了，看看一万六千多字的《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天灾人祸，不可胜计。以往的正面经验好像不够用了，这个尔虞我诈的社会，“君子”们也有些应付不来了：鲁隐公打算让位给自己的弟弟，弟弟却听信谗言，对哥哥下了毒手；热衷于“仁义”的宋襄公，打不过道德意识并不强烈的楚国南蛮子；先进的周文化，顶不住戎人、狄人野蛮落后的暴力；坚守道义的公子急和公子寿，最终死于阴险的弟弟和淫乱的父亲之手；像孔子这样的大学者、大教育家，日子也是过得灰头土脸，东奔西走，好不狼狈……在这个世道下，死守《诗》、《书》的教义，就会吃亏，成为全面崩坏的社会的牺牲品，甚至要搭上性命；而一味随波逐流则会堕落，而且同样能够丧命，落得既悲惨又可耻的下场。严酷的现实是这样令人惶惑，又使人不得不作出选择。开一门讲解时代生活的课，真正是当务之急。

于是，孔子从鲁国史官写的《春秋》中撷取了最近两百多年的记录，以此为纲要，来讲授“鲁国及世界现当代政治生活”。从两百四十年前的鲁隐公开始，一直讲到最新最新的时事政治。那些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各国兴衰成败的原因，历史人物、各国政要的功过和人品，紧要关头的决策得失……孔子一件件讲给学生们听。学生们就从具体事相中来理解时代、理解正义、理解人在时代中的命运，理解甚么是对、甚么是错，思考在这样的时代里怎样作一个君子。鲁《春秋》就是这样得以流传下来的。

《春秋左传》书影，孙月峰评点，明万历年间朱墨套印本

课的具体上法，大概是这样：先读一句《春秋》，然后就要解释——这句话记录的是件甚么事？《春秋》为甚么要记这件事？史官为甚么要用这样的词句来记这件事？偶尔还讲：某年某时还发生了某事，《春秋》里却没有记它，这是出于甚么样的原因。不讲清以上这些问题，《春秋》那超级简练的正文是没法读懂的。

举几个简短的例子来说吧：

《春秋》记鲁隐公二年冬天，“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这是件甚么事呢？“纪子帛”是纪国的卿，字子帛，他和莒国的国君在密地结盟。可是，为何《春秋》要记录这件看起来跟鲁国人毫不相干的事呢？原来，纪、莒两国都是鲁国的近邻，莒国跟鲁国敌对，而纪国跟鲁国友好，鲁国的一个女儿还刚刚嫁了去。所以，纪国的子帛这是在为鲁国效力，跟莒国结盟，是为了调和鲁国、莒国的关系。鲁国人因此将这事记了下来。那么，鲁国人在记录时，为何要把纪国的大臣排在莒国的国君前头呢？要知道，这并不合乎那时的惯例：君尊臣卑，行文上也以先君后臣为常。这是因为，子帛是为着鲁国的利益而奔走，所以鲁国人直是将他当作本国的代表来记录了，当然是像记鲁国的外交事件那样，本国代表写在最开头了。而且，行文中称子帛的字而不称他的名，这也是对子帛尊重和表彰的意思。

《春秋》的行文往往是这样，在一两个字之中表达出对人物、事件的褒贬，非常简洁，却又异常准确，将是非善恶都表露无遗，所以前人才说它“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范宁《春秋谷梁传序》）。也因此，非经老师的讲解，便很难明白其中的深意。大概因为鲁国是礼乐的发明人周公的后裔，鲁国的史官具有极深厚的修养，所以作出的史书才会这样法度森严吧。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春秋》正文经过孔子修改的结果，那些富有深意的字眼儿，是孔子加的，解释出来便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后世讲《春秋》的经师甚至有“不修《春秋》”一说，即是说，今本的《春秋》是孔子修订过的，以前还存在过未经孔子修订的《春秋》底本，它就叫“不修《春秋》”。孔子是否真的修改过《春秋》，而且还是从寄托微言大义的角度修改过《春秋》，这个问题到如今还是有争论。不过，不论是史官写的，还是孔子改的，《春秋》的字里行间往往有极深的意味，这是肯定的。

《春秋》书影，清道光年间内府朱丝栏精写本

又比如，《春秋》鲁隐公七年有“夏城中丘”四个字，夏天修理中丘地方的城墙，这种事为何要记下来呢？《春秋》的一条惯例，是“常事不书”，若是治理国家的常规工作，不会像流水账似的没完没了地记它。加固城墙本来也算是一项经常的工作，现在必定是有特殊之处，才记下来的。原来，夏天是农忙时节，一般不会大兴土木，怕妨害农功，所以，史官把这事记下来，是记它的“不时”——城墙修得不是时候。

再比如，前面举过桓公六年郑国、齐国、卫国联合伐鲁的事，还有襄公十三年诸侯大会援宋的事，《春秋》正文只是“齐、卫、郑来战于郎”、“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这么两句话，若没有详细的解释，是无论如何看不懂的。

好在孔子的学生们可以听老师的讲解。孔子十五岁就有志于学问，信而好古，历史资料掌握得很多。后来问礼于周室，周游列国，观察过各国的风俗世相，结识过不少学者、政要和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们，读到过各国的官方文献，也打听得许多遗闻掌故。这些，孔子常在上课时讲到，很能增进学生们对《春秋》的理解。

孔子的讲义，他当时并没有写下来。但是，他所讲的，在学生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子身后，学生们仍把《春秋》这门学问代代相传。起初是口耳相传，由于不同的弟子所学所记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便形成不同的《春秋》流派。后来陆续写定成书，就形成了三部讲解《春秋》的著作：《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我们称它们为“《春秋》三传”。

“三传”中，《公羊传》、《谷梁传》成书较晚，是汉代儒师用秦统一以后的新体文字写成的，故被称为“今文”。而《左氏传》成书很早，大约在战国前期就已经定型，先秦诸子多有引用它的痕迹。它历经秦火，未曾亡失，又被汉代人重新发现和整理。被发现之时，它是用秦统一以前的六国文字写成的，所以叫“古文”。

《春秋公羊传注疏》书影，明万历刊本

就内容来讲，《公羊传》、《谷梁传》多讲“义理”，重视《春秋》所包含的思想、原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也注重揭示《春秋》字里行间所蕴藏的褒贬劝惩的不同态度，所谓的“春秋笔法”。而《左氏传》更重史实，讲述《春秋》所记录事情的来龙去脉，翔实流畅，对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叙述，总是丝丝入扣，表里俱见。

其实，在经学的历史上，关于《左氏传》是否是以解释《春秋》为目的，长期争讼不绝，汉代的今文家就不承认它，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一致的结论。[1]

然而，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的是，不论《左氏传》著作的初衷是甚么，在今天，要认识春秋时代、要理解《春秋》这部著作，是绕不开《左氏传》的。它提供给我们基本的史实、历史的主要线索、重要家族的世系，还有丰富的历史细节、礼仪制度和政治人物的传闻逸事，也保留了大量当时人的政治言论和学术观点。因此，《左氏传》也是“三传”中篇幅最大的，有近二十万字之多，是我们理解《春秋》、《老子》、《论语》等著作所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

《左传》与《公羊》、《谷梁》二传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它特有的文学价值。其中无论是大事的原委，还是短篇的小品，措辞都优美传神，叙述也井井有条，是先秦古文的经典范本。

《春秋谷梁传注疏》，明万历刊本

然而，读《左传》的一个难处，在于它的篇幅太长，不易通览。所以，历来就有不少《左传》的选本。远在战国楚威王的时候，便苦于“《春秋》”太长，所以他的辅导老师铎椒就编了一部《铎氏微》，号称是《春秋》的缩减本，使楚王能够用较少的力气通观古来成败兴坏的道理。后人便猜：《春秋》只有一万多字，怎么就会太长了呢？对了，想来这所谓的《春秋》，就是指的《左氏春秋》啦，而《铎氏微》，大概就是由《左氏春秋》脱胎而来的一部著作。当然，铎氏的做法可能又与后代选编《左传》有所不同，大概是一种侧重于反映政治智慧、政治经验的缩写或整体改编吧。

现在，我们也试图通过一鳞半爪的片段，一窥《左传》的风姿。这本小书中的十几篇讲义，讲解了《春秋左氏传》中的几十个段落，选文和讲解加在一起，所涉内容约占整部《左传》的二十分之一。由于篇幅所限，在选目上没有试图覆盖整个春秋时期的全部历史主线，而是尽多地照顾到春秋时代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力图体现《左传》的复杂面貌。选目中既有复杂、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城濮之战（《晋文公谲而不正》）、子产执政（《“人才引进”之道》），也有短章和小品，如邾文公的迁都（《何谓“知命”》）、介之推的归隐（《关于人生志愿的追问》）等等，总地来说以短章和小品为多。

每篇讲解的形式基本一致。一般开篇引有完整的繁体字原文，之后有逐句讲解。其中城濮之战一篇，由于原文篇幅过长，因此与其他各篇讲义的样式有别：在讲解时忽略了部分文字、句法问题，采取串讲的形式，力图展现战争全局的发展进程和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

张毅：《左传故事》，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像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时间一样，人是会面临困惑的。子路曾经问过孔子：“您说管仲这人怎么样？他辅佐公子纠，跟齐桓公小白争位。公子纠失败被杀，一同辅佐公子纠的召忽便自杀了，可管仲为甚么不也跟着自杀呢？”过了一些年，卫国发生暴乱，子路正在那里做官，便不肯逃走，毅然留下来殉难了。

原思曾跟孔子讨论过甚么事情可耻。孔子死后，原思致力于学术，坚守道义，因而终身贫困。

从《论语》里，我们总是看到孔门弟子一个个鲜活的姿态、一种种不同的性情与时代的碰撞，以及由此所演出的不同命运。

读了《春秋》和《左传》，读者也许会明白，春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以及孔门师生怎样面对这个他们所不得不面对的时代。

《春秋》是一部“时间之书”，而时间，依然在我们身旁奔流。

注释

[1] 具体情况可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其中亦详细梳理了《左传》作者、著成年代等问题。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前言”，页22 - 41。

作者简介

张毅，辽宁本溪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先秦两汉学术、两宋文学，著有《左传故事》《陆游诗歌传播、阅读研究》。

本文刊于《古典研究》2016年秋冬季合卷（总第27、28期），系张毅老师为其著作《左传故事》所写的前言。